乾隆本，爲三種合刻之始。爲此，施念曾、張汝霖耗時七年，在編纂體例的斟酌和相關材料的搜集方面用力頗勤，其呈現的面貌也迥異于順治本，基本走向了定型。大要有四:

一是作者傳記資料的完善。如其《凡例》所云:“前《宛雅》二編於各姓氏之下，凡爵秩事實，或略紀數語，或缺而待考，今務廣爲搜輯。”諸如史傳、傳記、墓誌、郡邑方志、社會輿論，循序而退，均在採集之列;實在荒邈無稽、不能懸斷者纔付之闕如。如《初編》填補了王圭、陳良弼、梅德明、楊貞等人的資料空白;而《三編》二百七十九位作者中，無任何資料者僅五人。凡保留了順治本小傳資料者，乾隆本均以“原編”二字明示:其中《初編》二十三人(則)，《二編》二十人(則)。

順治本有傳者，主要出自編者撰寫。如梅堯臣:

字聖俞，蔭襄城令。召試，賜進士。歷國子直講、都官員外郎。工詩文，康曙覽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歐陽脩與友善，爲志其墓。《宛陵集》六十卷、注《孫子》十三篇行世。史稱其詩深遠古淡云。《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逸。

乾隆本於作者小傳，採取的是述而不作的辦法，直接輯録史傳、傳記等。如梅堯臣，便徑用了《宋史》本傳;劉太沖，採録了《江南通志》、《萬曆府志》;劉太真，採録了《新唐書》本傳、《舊唐書》本傳。

二是名人軼事、序跋評論資料的輯録。如劉太沖，採録了顏真卿《送太沖序》;劉太真，採録了《宣城事函》、蕭穎士《送太真序》、《全唐詩》傳。經廣爲勾稽，詩作者的生平仕履、道德文章多昭然可考，於知人論世頗稱有益。

三是對前兩編未予收録者加以拾遺補缺，凡唐代三人、五代一人、宋代三人，元代五人、明代三十人，計四十二位作者的二百零一首詩作，編爲《三編》前四卷。

四是別立“逸句”、“詩話”兩門，綴於卷末。

此外，通過比對順治本，我們發現，乾隆本對於前兩編還有如下一些改變:

其一，適當調整了卷數。如《初編》，由十卷壓縮爲八卷。當然，其前提是全盤接收了原編的作者和詩作。

其二，適當調整了作者及詩作。《初編》於元代增補了“貢師道”，詩二首，於明代刪除“吳豫”，《宫詞》一首。《二編》新增了方夢龍、嚴弘志、梅膺祚、李俠四位作者，各一首詩作;刪除了詹沂詩一首、唐公靖詩一首。

其三，適當調整了作者編序。《初編》，典型者如梅堯臣，原編爲緊接其叔梅詢之後，爲宋代第二人，作品釐爲上、中、下三部分，跨越卷一、卷二、卷三;現抽出予以單列，爲宋代第九人，即最後一人。編者加按語説明:“論世次，應在李含章之前，因原詩較多，故另編二卷，以便繙閱。”作品釐爲上、下兩部分，設卷二、卷三兩卷。其作品總量仍爲一百八十八首，没有作增刪替换。《二編》雖然沿襲了順治本八卷的分卷方案，但對其中作者的編序也作了局部調整。

其四，適當調整了詩篇編序。較爲嚴格地採用由古體到近體、由五言到七言、由律詩到绝句的常規分類編序方法。這方面也於梅堯臣最能見出。

其五，網羅並採用了其它版本，對詩歌作品進行校對。這一點，可從整理本《初編》《二編》正文各卷有關比照順治本的異文校記中具體見出。應該説，兩版各有勝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