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也者，國之所由以立者也;教也者，學之所由以成者也。我國自周末以迄於今，講政治學術者，莫不推尊孔子。夫孔子之道，切于民生日用，如布帛菽粟，固包環球、亙萬古而莫能外者也。民國肇建，百度維新。於教育之事，使非確定宗主，其何以定國民之心志而促共和之郅治乎?論者或謂:“孔子之説，多主於列君臣之禮，明上下之分。歷代君主，資以禦世，施之今日，於國體不相容。”愚意不然。

孔子之道，不外六經。《論語》其總匯也，《孟子》則申明孔子之意者也。嘗讀而思之，諸經所載，有大義焉，有微言焉。其大義屬於懿德之好而爲民之秉彝者，固萬世之所不能廢，即所謂列君臣之禮，明上下之分者，蓋爲當世之僭亂而發，而其時君臣上下等級，實不甚相遠，非如後世之懸絕。今日共和民國，雖無君臣之名，而禮與分，固亦有之。至於微言之未能明著於當世而留以待諸來者，尤不可勝數。如《易》之有《乾》，君象也，其九五曰“鳳龍”，則君主國家也;然上九又曰“亢龍有悔”，慮專制之害也。《坤》，民象也，其六五曰“黃裳”，則民主國家也;然上六又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懼統一之難也。他若《屯》戒屯膏，《履》防夬履，《剝》稱厚下，《觀》主觀民;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其丁寧反履示人之意，可不謂深且切乎?刪《書》斷自唐虞，以其有克讓之德也。《甘誓》則世及之局成焉，《湯誓》則徵誅之事起焉，《文侯之命》則霸主之業興焉。而終以《秦誓》若逆，知是後必將有以天下爲一人之私產者，非知几之神，何以及此?《詩》三百篇，半皆美刺之作，又重輿論之旨也。《禮記》載觀上之歎，穆然於大同之治，而思以天下爲公。至評四代之德，獨推虞帝，以爲生無私，死不厚其子，用意尤昭然若揭。《春秋》雖書“春王正月”，然而貶天子，黜諸侯，討大夫，譏世卿，大抵皆以維持禮法之用，書法固未嘗專主於尊君抑臣也。惟左邱明知之，固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惟太史公知之，故述董生之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由是言之，《春秋》之于君臣父子，皆對舉以爲褒貶，何嘗有袒君父以壓制臣子之事?故《論語》載孔子之告齊景公，亦但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若夫論國體，則于尚論古人見之，如大堯之則天，美舜之不與，而稱爲至德者，一則泰伯，一則文王，皆重其心之公而不私也。其論樂，又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亦揖讓與徵誅，固世道升降之所由分。而由著者，莫如因南宮適羿奡禹稷之問，而歎爲尚德。與答子貢博施濟眾、子路修己以安百姓兩問，而皆以爲堯舜其猶病諸。蓋禹非遭逢堯舜，必不能有天下。稷未能及身而王，逮千有餘歲，有文武而後得之正，以世及之。故尚德云者，與《禮運》“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同一。感喟若“博施濟眾”，與安百姓，非教育普及，加以開國會用地方自治制度，必不能達其志願。彼唐虞事業，雖盛於三代，然公天下于一時，而不能立法以垂萬世。極而言之，猶有遺憾。然則，使孔子得邦家其躋大同也，必矣。宰我以爲賢於堯舜，豈無所見而云然哉?孟子學孔子者，是以倡民爲貴之説，其告齊宣王用人之道，或賢，或不可，或可殺，悉以國人衡。而“君之視臣”一章，尤見上下平等。至論國體，亦太息於繼世以有天下。雖以伯益、伊尹、周公、孔子之賢聖，而不得居其位。且謂舜受于堯，禹受於舜，天與之，實人與之。觀其時，朝覲訟獄謳歌者之歸之即，其明驗斯文，又先泰西而發明民約之理於數千載以前矣。

夫聖賢心之廣識之高如此，顧自漢以來，爲君若相者，名尊孔子，實利用其單辭而附會之，以途斯人之耳目。於是所謂微言者，遂沉埋掩覆於故紙中而莫之睹。今當民國創建，正孔子之道發揮廣大之時，使猶爲前世人主所欺，而謂千古至聖，心目中僅有一專制世及之局而已。此皆耳食之士，豈足以言孔子之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