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校云:“各本均合作一首，誤，茲分爲兩首。”按，《花間集》中存在“和聲”之詞有兩個詞調，除此外，另一個是在卷二的皇甫松《採蓮子》。《竹枝》於每句第四字與句尾後都添入和聲，作:“門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兒”;而《採蓮子》僅於每句之尾添入和聲。但在宋本中，無論是晁謙之跋本還是鄂州本，都是涵有和聲的兩句占滿一整行;這樣，無論是《採蓮子》還是《竹枝》，都是涵有和聲的八句占滿四行;而宋本分片處，是要空一格;同一詞調下各首，則另起行;但由於都占滿了，見不出空格處，但也不能徑直地説是另起行;因此，也就沒法分辨出是一首還是兩首。若從宋本每卷的目録中，則《採蓮子》與《竹枝》都是標注的“一首”;但從百家詞本中，可以得到更爲清晰地分辨。如果《採蓮子》作“一首”，皇甫松創作的總數就是“十一首”，宋本即如此;但百家詞本皇甫松名下是“十二首”，《採蓮子》也明確地被分爲以四句爲一首的兩首——百家詞本的分片是另起行，同一詞調下的各首以“又”字標注;但孫光憲則非是，《竹枝》還是作爲一首來看的，沒有另起行，也沒有出現“又”字。這個問題到此，當然不是完全解決了;但可以提供一種思考的方式。現在我們基本上是依從了李一氓先生的校勘成果，即認爲《竹枝》、《採蓮子》都是七言四句添入和聲的爲一首的;這在唐人如劉禹錫的詩集中可以見到《竹枝》的七言四句但沒有和聲的創作，萬樹《詞律》則較爲明確地列爲二十八字體，即將《竹枝》與《採蓮子》都視爲是每四句爲一首的兩首;但從宋本的版式與百家詞本的鈔録來看，則并非如此。至晚在明代，還沒有如此確定地認知;這從明正德覆刻晁謙之跋本以及汲古閣刻陸游跋本，都可見出;這個本子改變了宋本的行格——至少正德覆宋本是這樣的，即《採蓮子》仍舊保持每兩句占一行，而《竹枝》則因爲有了更多的“和聲”，而不再勉強地擠在一行之內，溢出到了下一行，但文字是完全連起來的，沒有空格，更沒有另起行。而這樣的認知，或許更符合這兩首詞在唐代或它還在宋代傳唱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