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结构主义者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指出，“所谓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各种成分之间相互依赖。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强调要从对象结构的角度去把握对象的意义。因为对象是由部分组成，但它又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它们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整体往往大于部分，同时还包括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同整体之间的关系。对象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只有从整体、结构的角度去研究对象及其部分的性质才有意义。

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把现代结构语言学在语言中所揭示出的“语言结构模式”和分析方法扩展到其他领域，他们认为任何过程或文本都有一个与其相应的结构系统，按照这个系统，人们可以用有限的逻辑前提对其中的过程和意义产生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描述。

结构主义强调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共时性关系，但往往忽略了语言符号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历时性特征，这也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后结构主义（又称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德里达认为：“绝无永久统一涵义的可能，意义是一连串无止境差异和延异的状况。”

为了表达这种解构的策略，德里达求助于概念或术语的反常的变动，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延异(defference)概念的构成上。他把延异这个词的含义悬置在“to differ（区分）”“to defer（延异）”这两个含义之间，两方面共同促成了其意指性力量，它表示推迟、延期、耽误。因为“符号通常是对在场事物的替代或者说再现（事物在此同等地代表意义或所指）。当我们无法理解或表明事物，无法呈述在场者或当在场者无法呈现时，我们就通过迂回的符号表意。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是延搁的在场。”

他的这种不同常规的构词法，一方面显示语言的任何成分与文本中的其它成分相关联；另一方面又表明任何成分之间的差异。一个成分的功能或意义从来都不会被充分表现或用尽，因为他在与其它成分的关联中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一个成分之所以存在，又都是因为它与其他成分的不同。

就其与其他成分的关联来说，它是延异的；就它与其他成分的不同而言，它是区分、差异。这意味着，能指的意义—所指只能在它与其他能指的关联与差异中获得。所谓“解构”的动作，就是语言中符号不断地被追踪，因“延异”的使用而产生原意不断被拆解。

结构主义符号学不是阐释学，它不揭示语序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产生一种新的解释，它只是试图确定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系统或结构。况且，研究者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指示出答案（即研究者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拆解文本既要避免机械式的条框切割，又要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既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对符号意义的制约与控制，又要把握语言符号的灵活机变。面对这诸多的限制，研究者想站在绝对中立或者客观的立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阅读都是对文本的解构式颠覆和瓦解，并按照这种解构的特有方式再加以重组。”也就是说，每一个受众都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式，拆解语言的绝对正确唯一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而且本书关注的不仅仅是意指本身，更重要的是意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