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字结构方式

汉字创制问题在汉字学史上是藉“六书”之名而发生发展的，千百年来，“六书”定名、次第以及是否为造字法问题一直是文字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说文》首次总结六书条例，虽无“六书”为造字法之论断，但文字学家一直认为“六书”理论是文字发生理论。如戴侗提出“五书造字，假借用字”^[44]说。杨慎提出“四经二纬”^[45]说。戴震提出“四体二用”^[46]说。商承祚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六书”的性质、作用和相关概念亦做过一些探讨。他说：“殷去古未远，文字简略，每多象形及简体表示之字以达其意。亦文字不足于用之征也。后世文字日繁，乃相孳乳，反虑其多而难识别，于是立六书以纳之。”“人事日繁，则文字必孳乳繁变，若无系统以归纳之，则紊淆而不可究诘。此六书之所以应时产生，亦必然之趋势也。”^[47]

商氏之意，“六书”是应文字发展之需产生的，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旨在识别日益繁多的汉字。从性质上看，“六书”是文字孳乳繁变的系统归纳方法，而非造字方法。较传统的六书理论来说，这种看法独到，为一些学者所认同。如于省吾曰：“六书者，乃后人用归纳方法把所有文字划分为六个范畴。”^[48]

商承祚认为自汉代兴起的“六书”理论可以用来释读、分析较小篆古老的甲金文字，故在《甲骨文字研究》(下篇)开篇中说：“凡读古文字，欲求易于贯彻，有条不紊，六书当矣。”“六书”中，商承祚明确提及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四种^[49]。

1.象形

从汉字构造形式来看，商承祚把象形排在第一位，认为其为造字之本。曾言“以象其物之形故曰象形，乃文字之始”^[50]。换言之，象形即汉字的“字形”“象”“物”之形，“象”为动词，“形”为物形——且从他所考释的古文字实例来看——为实物之形。“比如象山形象水形象草形，象鹿形;人体的(手)、(耳)、(口)、(目)莫不皆然。”都是从具体的物构成其形，而不是抽象的，是由图画“经过后人不断的删繁就简，去掉其不必要的部件，保留其突出特点，乃成为轮廓式的线条象形文字。”

商承祚亦言“象形是文字之始，及至后世，日归整齐，遂不能尽似，此古文与篆文之分也。殷文象形之字，亦不多遘，其习见者，以鸟兽之形为伙。而一字之中，又或象形兼会意，知商时文字已不能统一矣。”此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否符合所有文字发展的史实还有待研究^[51]。商氏《甲骨文字研究》共考释了5类149个象形字，其中天象地文象形15个、人体象形31个、动物象形31个、植物象形10个、器物象形62个。

2.指事

商承祚明确指出指事“乃象形文中附有符号之字”，由于“事空虚不可象，必丽于形而后乃能明示其谊。”在他看来，象形字只能“象”实物之形，而空虚之“事”无形可象，故须在象形文字基础之上附加符号而成指事之字。这是对的，“象形和指事之别，物有形，故可象，事无形，故须有所指以见意。”^[52]也即“在用象形方法难以表示事物特点时，利用标记符号的方法，指出所记事物的要点，将已有之图形与已有之记号相互嫁接，通过图形与记号的关系呈现物象涵义，从而‘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3]

然指事和会意常淆然不分，商氏指出，指事字和会意字区别在于起标识作用的符号无定形，“指事字与会意别者，以所指之标识无定形，似会意而实非也。”如“天在人上，故绘人形，后作一注或两画以指其处，只求表见其意，故不拘于一形。”信然。如“夫”和“立”，甲骨文分别写作“”和“”，《说文·夫部》：“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说文·立部》：“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两字皆从“大”(即“人”)，皆以“一”为标识符号。作为标识记号的“一”并不表示特定的所指，也无固定的位置，在“夫”字中表示簪，在“立”字中表示地。商氏《甲骨文字研究》共考释了33个指事字。

3.会意

会意，《说文》释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撝。”商承祚将会意与指事、象形进行比较、辨析后，对其特点进行了归纳：会意字以象形为本，在象形字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个人为的意义，由此及彼，由外及里地产生另一种新义。象形重在“形”，指事重在“事”，会意重在“意”。会意字有独体会意和合体会意之分，一事能明其意则为独体会意，“如夫为指事字，而到(倒)之则为意。正为指事字，而反之则为意，此独体会意也。”须借助他事之意并比附贯合而成新一意者为合体会意。“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止之于武，人之于信，其意悬绝，而合止于戈，合人于言，则武信之意乃昭焉。此会意之字所以必具合体，而所合之两体，又必具有两意使能贯合而成一意者也。”^[54]

商承祚认为要理解会意字，“须与其他的偏旁联系起来思考，才能理解其涵义所在。象形与会意主要区别在于此。”他还曾指出区别象形字和会意字，不能从字的表面现象来判断，而要从内在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把构成会意字的各个部件看作一个整体，相合相资，而别铸造一个新义。这种看法抓住了会意字的精髓，会意是“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字以成字”，“合二字三字之义，以成一字之义”。商氏《甲骨文字研究》共考释了214个会意字。

4.假借

商承祚未对假借做过具体界定，在《甲骨文字研究》中也未列假借之条，但在《石刻篆文编》中举例说明了假借大量存在的事实^[55]。在《研究甲骨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文中，他从甲骨文字用例推论假借早已大量存在，来源很早，且不止始于商朝，分析产生假借的原因在于“当初文字少，不够用”，进行假借的条件是“音义皆要相近”，否则就叫别字，当然“先可没如此的严格。”尽管不清楚事实上何以“在多数合于声就算数，又有连声都不合的”情况下也能假借。他认为假借是研究甲骨文字应该明了的一个问题。^[56]在商承祚具体运用假借来考释古文字的实例中，即是结合所释字之上下文语境，利用音同假借。当然，商氏所谓假借“音义皆要相近”有失偏颇，假借有多种，不能一概而论。

“六书”是基于小篆字形总结归纳出来的汉字结构方式。但由于甲骨文与小篆分属于不同的文字系统，其结构方式也就可能“因其作法不同，而所属之六书亦异。”^[57]商承祚以发展的眼光灵活运用六书理论分析甲骨文字的偏旁结构，考释出了不少新字，也指出了后世不少字形讹误之字。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注释】

[1]基金项目：2017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字构形演变的历史文化动因及内在机制研究”，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承祚文字研究”。

[2]张玉梅：《王筠汉字学思想述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3]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27页。

[4]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3—94页。

[5]张彦远曰：“上古时代，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郑午昌则谓殷契古文既是书法又是图画，言甲骨文字时代“是可谓书画混合时代。”郑樵在《六书略·象形第一》中说：“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指出书画共性的同时，进一步区别了书画的不同。

[6]容庚：《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国学集刊》，1924年第1期。

[7]商志编：《商承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

[8]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画》，《中国文字研究》，2001年，第二册。

[9]叶玉英：《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

[10]《商承祚文集》，第298页。

[11]《甲骨文字研究》，第87页。

[12]《商承祚文集》，第46、299、324、513页。

[13]《商承祚文集》，第46、299、324、513页。

[14]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页。

[15]《商承祚文集》，第4 6、2 9 9、3 2 4、5 1 3页。

[16]《商承祚文集》，第4 6、2 9 9、3 2 4、5 1 3页。

[17]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19页。

[18]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9]具体可分为五种：凡垂直的长画，中间常加·，·又引为—，间或为﹀;凡前缀是横画，常加一画;凡前缀为横画者，常加八;凡字末常加—，—下又加--;凡中有空隙的字，常填以·。

[20]《古文字学导论》，第223—228页。

[21]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 文字形义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22]郭忠恕、夏竦：《汗简古文四声韵》(含通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序页。

[23]《说文中之古文考》，第2页。

[24]《甲古文字研究》，第102页。

[25]《商承祚文集》，第298页。

[26]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27]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2—49页。

[28]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164页。

[29]李孝定：《汉字史话》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30]陈炜湛：《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31]王筠在《说文释例》卷八中说：“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冉字之类)。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伀字不足兼公侯义)。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其种有三：一则古义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之类)。一则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今用復而不用复)。一则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今用因而不用㧢)。

[32]王宁主编：《汉字汉语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

[33]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见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文献集成》(第七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34]《说文中之古文考》，第158页。

[35]张桂光：《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36]《商承祚文集》，第212页。

[37]张桂光将讹变类型归纳为八种：因简省造成的讹变，因偏旁同化造成的讹变，因汉字表音化趋势造成的讹变，因割裂图画式结构造成的讹变，因相邻部件相交而与别的偏旁相似造成的讹变，因装饰性笔画造成的讹变，以文字形体附会已变化了的字义造成的讹变，受写刻条件、习惯影响造成的讹变。

[38]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一)，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158页。

[39]林义光：《文源》，见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十七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513页。

[40]《说文中之古文考》，第28页。

[41]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42]王筠：《说文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8页。

[43]《甲骨文字研究》，第107页。

[44]戴侗曰：“书始于象形、指事，变而为转注、会意、谐声、假借，谓之六书，文字之原也。独立为文，判合为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万物之载孰有外于是者。”“五者犹不足以尽变，故假借以通之，而后文字之用备焉。”

[45]杨慎于《六书索隐》中说：“六书，象形居一，象事居二，象意居三，象声居四。假借此四者也，转注此四者也。四象为经，假借、转注为纬。”

[46]戴震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两者，字之用也。”

[47]《甲骨文字研究》，第97—106页。

[48]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5页。

[49]商承祚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说“转注一门于殷无征，故付阙如，而言其五。”然该书只涉及到象形、指事、会意三种，未见形声、假借。在《商承祚文集》和《石刻篆文编》中虽提到过假借，但其所指的假借主要是用字方面，与汉字的构造方式无涉。

[50]《甲骨文字研究》，第107页。

[51]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曰：“六书也者，象形为本。”把象形排在第一位。清人王筠则将象形与指事并重，他在《说文释例》中说：“案：会意形声，诚为继起。若象形指事，各立门户，相对相当，不可分本末。特以虚实论之，形先事后耳。似不可言为本。”于省吾说：“六书次序以指事象形为首，但原始指事字一与二三亖积画之出现，自当先于象形字，以其简便易为也。”象形是否为文字之始不能一概而论。

[52]《甲骨文字诂林》，第445页。

[53]吴慧：《论汉字构形的整体联系性》，《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第116—119页。

[54]《甲骨文字研究》，第177—178页。

[55]商承祚还在《石刻篆文编》序中说：“在魏三体石经古文中用假借字也极为普遍，如借肤为卢，借奠为郑，借工为功，借才为在，借兽为狩，借奡为傲，借为捷，借为迷，借垣为咺，借崵为阳，这些假借字，有的见于商周古文，有不少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他们尽量去借用原有的文字而不去独创新字，足以说明其古文不是臆造的。”

[56]《商承祚文集》，第93页。

[57]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