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形体变异，唐兰说：假如归纳起来，实在不外删简改易和变繁的两种。^[17]汉字的繁简，指的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笔画和偏旁有所增繁和删简。商承祚在古文字考释过程中对繁简现象多有讨论，如“古文字每省益。省之者如：甲骨文金文示作，商作，言作，例不胜举。增之者如：天甲骨文金文鈢文作，正金文作，平金文作，鬲金文作，可作，其例亦伙。”“笔画增减乃古文字中纹饰之一种，于各体中皆有之。”“纟、丝本一字，体有繁简也。”等总结性的评价均确切不易。

1.论字之繁化

从形体上看，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要趋势，但“就单字结构而论，在二百七十三年之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这也说明汉字在甲骨文时代正在不断的创造、丰富之中。”^[18]唐兰将文字的增繁分为三种：一是文字的结构趋向整齐，因是在许多地方添加一些笔画，使疏密匀称^[19];二是因为形声字的盛行，在较古文字上面增加偏旁;三是因为文字的书法，成为艺术，常增加笔画或偏旁^[20]。商承祚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字的发展，发现并总结了不少汉字繁化现象。

增加形符或声符而造成繁化，如“跽”，甲骨文作、、、、诸形，未见从心作者。商氏认为“从止从己，殆即许书之跽字，后世增心耳，”得之。杨树达后补充曰：“己象人跽形，许说非是。忌字从己得声，故己跽二字音同。象形字变为形声，其形声字之类即由本象形字所孳乳，此例往往有之^[21]。

增加笔画而造成繁化之字，如“聿”之初形作，其“·”即为后世所写之一横。字下部有“·”和“∧”，由到是通过增加笔画而造成书写形式上的繁化。“‘天’，甲骨文金文鈢文作，‘正’，金文作，‘平’，金文作，‘鬲’，金文作，可作，其例亦伙。”又如：表数字之一、二、三，甲骨文分别作、、，《说文》古文分别作、、，是“加弋而填密之”。钱大昕《汗简》跋云：“作字之始，先简而后繁，有一二三，然后有从弋之弌弍弎，而叔重注古文弌弍弎之下。吾以是知许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别字，非弌古于一也。”^[22]商氏进一步指出，“殆一二三之字，笔画太简，与它字不能相称，至晚周遂加弋而填密之，是弋乃彣饰也。汉开庙石阙及袁安袁敞残碑，一二字皆作 、，曲其下笔为垂脚，取姿媚与配合之一证，其意与从弋同也。”

商承祚指出“文字由进化而推衍，愈后则愈繁，故籀文详于古文，篆文详于籀文”^[23]，看到了汉字繁化的现象，并指出汉字繁化的原因为“或取其美观，或以之实空。”^[24]这有一定道理。王筠在《说文释例·文饰》中说：“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已。沿袭既久，取其悦目，或欲整齐，或欲茂美，变而离其宗矣。此其理在六书之外。吾无以名之，强名曰文饰焉尔。”人们为了求得字形的整齐美观，加上了一些无实际意义的符号，因而使文字繁化。当然，繁化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字形的美观，而是语义的不断引申发展，造成一字多职。为保证文字表达语言的准确性，往往在初文基础上增加某些表义构件，产生新字，区别词义，从而引起繁化。

2.论字之简省

“图画最初的结构必然比较复杂，经过后人不断的删繁就简，去掉其不必要的部件，保留其突出特点，乃成为轮廓式的线条象形文字。”^[25]将汉字形体上的主要变化归结为简化基本符合汉字发展的事实。因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构形简单的字便于书写、易于记忆，总是传承的主流因素。

简化是汉字演变的主要趋势，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原来是致用的工具，所以总是愈写愈简单。”^[26]梁东汉、王凤阳对此均有详细论述，林沄在讨论“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时，首先提及“简化”^[27]。高明总结汉字简化的途径主要有五种：变图形为符号，删除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形体简单的偏旁替换复杂的偏旁，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用笔画简单的字体更代笔画复杂的字体^[28]。其核心是将复杂的形体简省，把具体的意象转化为抽象简单的符号，使汉字更趋向于“文字化”^[29]。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且常和省变结合在一起。这有两方面的事实为证：一是甲骨文本身繁简的事实，释为内证;二是殷金文繁复而甲骨文简省的事实，是为外证^[30]。

如：“车”，商承祚通过甲骨金文与《说文》籀文比较，指出甲骨文字有多种形体，有辕轭、车厢、两轮俱见之形，也有见辕轭之形，见车厢之形，或仅见车轮之形，繁简之形并存，简省之意已显。至金文则变图形为符号，删除多余的部分，省作形，便于书写，为小篆所本，在文字发展竞争中得以留存至今。

3.论字之分化

字之分化即汉字孳乳。王筠曾提出“分别文”“累增字”等来说明汉字的孳乳、衍生^[31]。王宁说：“一个汉字因为引申或假借而造成用法的分化，为了区别，需要分开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记录，这组字就是分化字。”^[32]字之分化从原因上可分为同音分化和同源分化，从字形来源与形成时间上可分为异体分化与后出分化。商氏所论字之分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字需要，在原字基础上增加示意符号以区别原字，如“公卿之卿、鄉党之鄉、饗食之饗，皆为一字，后世析而为三。”^[33]二是“古文本一字，为后世写讹而别为二字甚多，幸古谊尚存，乃得证误，俎且其一例也”^[34]。

如“庸”，王国维认为“庸”即“”，与“(墉)”、“郭”古同为一字。商承祚深以为然，并明确指出三字通用的时代。在王氏所论基础上，列举毛公鼎、国差、召伯虎簋、柏簋盖等金文辞例和字形，又据古字书《玉篇》和《诗经》、《周易》、《礼记》等经典文献，将地下出土资料和纸质文献结合起来，从文字训诂角度进一步论证了“”由于词义的分化而在使用过程中析一为三。类似的例子还有“画划一字，划为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