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曾“因字触谊，而推其初”作《由甲骨文字推想上古人民生活之程序》。他由上古人民“由渔猎而游牧，而农业，而信仰与宗教，而政治与刑法，而思想与艺术”等六种程序推论了文字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提出“造字者亦由社会普通之心理而图成之也”、“农事既生，文字亦出”^[11]等观点。文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积淀着汉民族实践的历史尤其是认知的历史，凝聚着汉民族先民复杂的心智劳动、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

商氏辩证地看待汉字的发展演变，认识到文字随社会发展而发展，“文字非一代所能备，亦非一人所能齐集，世愈下，文字之孳乳衍变亦至多，且一字之成，必经若干时期能定形”^[12]。“每一个文字产生初期，异体繁多决不会统一其形的，从不固定到固定结构，必须经过不断修改的漫长过程缩小其异体的范围，是合乎客观规律的”^[13]。

商承祚论及小篆与古文、籀文的关系时批评段氏“不知文字之变迁”，“今试就小篆及甲骨文金文观之，相合者不过十之一二，不合者十之七八”，并诘问“古籀文何能异例乎?”商氏正确认识到“小篆之于古籀，籍使相同亦不过小部分，绝不能尽合”^[14]。

商承祚立足于语言文字的功用，指出“书同文字”“澄清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后世统一文字的基础，厥功甚伟”^[15]，肯定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做法。他认为语言文字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混乱的文字给社会生产发展带来混乱，因此文字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要努力顺应社会的发展，特别强调从社会治乱的角度评价语言文字的作用，辩证地看待文字的发展演变。

他又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出发，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实质和内在动因。“文化艺术包括文字在内，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从历史来看，文字在不断增益，是与语言词汇的产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16]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必然伴随着汉语的发展而发展，必然要在形音义方面反映社会变迁，适应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