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介绍了近代以来嘉靖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传经过，1920年被叶恭绰从伦敦携回中土后，曾以徐世昌的名义存放在天津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徐氏去世后重归叶。1941年叶氏在香港参与抢救民族文献，将此书归入中央图书馆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中。香港沦陷，此书被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重回南京。1948年此书随“央图”迁往台湾，1957年即在台北“央图”的善本书目中著录，1962年收入杨家骆主持影印的《永乐大典》。此书直到2009年方才被“再发现”，其主要原因是两岸分治，其次也和学术界搜求不广有关。^[102]马泰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影印本前言》是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葛思德文库所藏两册《永乐大典》影印出版的序言说明。^[103]

张升《抄本〈永乐大典目录〉的文献价值》认为与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目录》相较，姚氏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在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与体例的规范性方面均要更胜一筹。姚氏抄本《大典目录》不但可以补影印本《大典目录》的缺漏，校正其讹误，而且可以补现存八十韵本《洪武正韵》的缺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姚氏抄本《大典目录》收有影印本《大典目录》失收的《永乐大典韵总歌括》及《韵总》，而这两部分内容是以往重印、整理、介绍与研究《永乐大典》者从来不曾提及的，可以说是《永乐大典》的重大新发现。因此，姚氏抄本《大典目录》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104]。项旋《〈永乐大典〉副本署名页之价值考论》一文较为全面地整理了218册《大典》署名页所载录副人员(总校官、分校官)相关信息，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大典》副本册末署名页的价值进行探讨，发现《大典》录副人员是动态流动的，署名页改装补写后多有讹误，署名页所揭示的录副人员更替、衔名变化，可藉以探究《大典》录副的具体分工和录副进度^[105]。钟仕伦《〈永乐大典〉录〈世说新语〉考辨举隅》认为大典本《世说新语》在内容上与今通行本《世说新语》时有互异，除了可以用来校勘、考证有批语的元刻本、明代凌蒙初刻本、今赵西陆批校本、朱铸禹集注本和刘强会评本外，还可以用来校勘、考证无批语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龚斌《世说新语校释》等通行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在版本来源上，大典本至少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现存元刻本之一，可与现存元刻本进行比勘，以进一步明确元刻本中“刘辰翁批语”作者的真伪，这对加深《世说新语》及其批语的研究有很大的用处^[106]。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对国图藏嘉靖本224册《永乐大典》的来源及递藏情况逐一进行梳理，并按入藏时间顺序排列清楚^[107]。王继宗《〈永乐大典〉十九卷内容之失而复得——[洪武]〈常州府志〉来源考》认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洪武]常州府志十九卷，《江苏旧方志提要》定名为“[永乐]常州府志”的抄本，其实是《永乐大典》卷6400 至6418“常州府一至十九”的抄本^[108]。陈艳军《大连图书馆藏抄本〈永乐大典〉伪书考》对藏于大连图书馆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两册《永乐大典》进行了辨伪，认为它是抄录《汪氏辑列女传》又假毛晋之名而成的一部伪《永乐大典》^[109]。

宁亚平《〈永乐大典·诸家诗目〉(唐诗)研究》对《永乐大典·诸家诗目》唐诗部分的体例与诗集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永乐大典·诸家诗目》中的唐诗观，通过分析发现唐诗观是历代相承的，唐代的唐诗观追求唐诗的句法、章法，宋代的唐诗观追求平淡的意境，元代的唐诗观宗唐，并且追求新变，《永乐大典·诸家诗目》唐诗部分很有价值，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唐代诗风的流变过程，它有史学与诗学的二重性质，既是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重要文献的载体，又是我们研究唐代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重要对象^[110]。

张明明《〈永乐大典〉所存〈通鉴源委〉的注释体例》认为《永乐大典》所存《通鉴源委》的注释体例是摘取《资治通鉴》中字句作注，单集成本，和《资治通鉴释文》相比，《通鉴源委》更加详细，和《资治通鉴音注》相比，它又显精简，所以对一般读者来说，《通鉴源委》的注释是最合适的阅读参考^[111]。史广超《三礼馆辑〈永乐大典〉佚书考》认为三礼馆为突破《三礼》文献阙如的困境，接受李绂建议，从《永乐大典》辑出大量佚书，这是第一次由国家力量组织并实施的辑录《永乐大典》佚书的实践，对四库馆的设立有直接影响^[112]。崔伟《〈永乐大典〉本〈金陵志〉编修时间及其佚文考》认为有赖于《永乐大典》的收录，我们才得以见到元代《金陵志》的一些佚文，略窥其貌^[113]。

赵金文《〈永乐大典〉同一种辞书间单字的排列原则》认为在同一种辞书内部，《永乐大典》所引《洪武正韵》与八十韵本《洪武正韵》的韵序、字序完全相同，《永乐大典》在引用《说文》《集韵》《龙龛手鉴》《五音类聚》时，单字的排列并非是按照所引辞书的前后次序加以排列^[114]。刘倩《论〈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的误辑问题》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底本，对四库馆臣所辑佚的“永乐大典本”文献的质量进行考量^[115]。潘晨静、余雁舟《〈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商补》对《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失当的校注内容进行了补校^[116]。向定杰《中国书籍史上最大疑案：〈永乐大典〉流失何方》对《永乐大典》的流散做了通俗版的介绍^[117]。毛华松《西湖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历史意义——〈永乐大典·六模湖〉中的西湖文献统计分析》以《永乐大典》西湖文献为主线，综合相关案例在方志、城市笔记及文记中的历史记载，提出西湖文化始于魏晋，风景化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演进历程^[118]。

项旋《古今图书集成馆纂修人员考实》认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诏开古今图书集成馆，任命诚亲王允祉为监修，陈梦雷为总裁，物色人员进馆纂修《古今图书集成》。集成馆开馆前后采取举荐、诏试等方式选拔人员入馆纂修，并设立了监修、总裁、副总裁等职，由专人分修《古今图书集成》各典部，也有专人负责誊录、校阅、绘图和刷印工作。雍正帝即位后，清洗原集成馆部分纂修人员，纂修工作短暂停顿后二次开馆，至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闭馆，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吏部尚书孙柱请准议叙纂校人员。值得注意的是，集成馆纂修人员多为身份低微的举贡生员，集成馆兴废也直接影响到了纂修人员的个人命运，此一特殊性与康熙末年的皇位继承关系甚大^[119]。李开升《〈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校样本考述》认为天一阁藏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校样本和排印工的工作底本，并进一步探讨了编校人员的分工、校对工作的基本流程、校对工作的质量、挖补的方法和重新排印等细节方面的问题，并由此联系到传统活字印刷的技术问题及其对传统活字印刷发展的影响问题^[120]。

李善强《〈古今图书集成〉石印本与铜活字本考异》将《古今图书集成》两个不同版本进行了对比，作者认为光绪石印本并非与雍正铜活字本全同，而是有了许多变化，光绪石印本增加了考证24卷，并且在版式和印刷方面都有不同，在避讳上，它比雍正本避讳的地方要多^[121]。李善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光绪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递藏源流考述》详细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古今图书集成》的递藏源流^[122]。李善强《一部光绪御赐〈古今图书集成〉的递藏始末》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此书本是光绪皇帝赏赐给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院校合并时进入华东师范大学^[123]。李善强《光绪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诸说辨误》对于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长期以来的一些错误说法做了辨误^[124]。

段伟、赵连朋《〈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书画部〉文献揭引》主要是对《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书画部》内容的梳理，认为它是文献专家比勘书画异文的重要依据^[125]。吕莎、孙刚、陈贵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咳嗽门方〉的统计分析研究》通过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咳嗽门方》书中224首方剂的统计分析，重点对排序前67位的出现频次大于5次的药物进行分析，得出治疗咳嗽的主要方法特点，认为古代中医主要采用了归肺经的食疗之品，对病位在肺的咳嗽病以止咳化痰平喘辅以补虚的方法治疗^[126]。

何立民《王圻父子〈三才图会〉的特点与价值》认为《三才图会》的主要编纂者是王思义，此书当为一〇七卷，非以往常见一〇六卷，此书共有插图表格六一二五幅，数量巨大，形式多样，内容繁复，堪称图海，作者认为从文献学、版画史、艺术史、科技史、出版史、民俗学、中日文化交流、江户汉学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当为未来《三才图会》研究主要方向^[127]。臧运锋《〈三才图会〉域外知识文献来源考——以〈地理卷〉和〈人物卷〉为考察中心》对《地理卷》和《人物卷》记载的域外知识进行详细的文献来源考证，并对某些域外国家作了比较深入的地理辨析，通过考证发现《地理卷》对域外国家的图说记载与《明一统志》等官方文献一致，其内容比较真实、客观，《人物卷》对域外国家的图说记载与《异域志》等私人著述一致，其内容带有偏见和想象色彩^[128]。李莹石《〈三才图会〉中明代名臣像研究》认为明代名臣像是王圻心中理想化名臣的集中展示，画像中的服饰既彰显了政治身份又凸显了等级的尊卑，主要目的是对后世起到瞻仰、缅怀、引导和劝诫的作用。作者认为王圻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其对名臣的选择，不仅体现了王圻名臣观，也体现了其政治立场，对品行和道德的注重，也侧面反映了明中后期政治的现实^[129]。

明代嘉靖年间至明末是类书体文言小说集编刊的繁盛期。刘天振《明代类书体小说集研究》是一部关于中国明代通俗类书研究的理论专著，内容包括总论、明代日用类书研究、道德故事类书研究、娱乐性通俗类书研究、通俗类书与古代小说研究等，作者认为借用类书体例编纂文言小说集，方便了读者检索，促进了小说的传播，类书的分类体系助成小说文体与正统价值系统的巧妙链接，类书的分类方式客观上推动时人对小说文体分类的探索与尝试^[130]。

徽州文书是指在皖南旧徽州府一域发现、由徽州人手写的文献。王振忠《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主要是利用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对于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进行的研究^[131]。《指南尺牍生理要诀》是近代名人丁拱辰总结闽南社会生活经验所编纂的民间日用类书。王振忠《闽南贸易背景下的民间日用类书——〈指南尺牍生理要诀〉研究》认为该书向广众庶民传授养身赡家的应世技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流动频繁、高移民输出地区的日用常行和商贩流俗，《指南尺牍生理要诀》流传各地，翻刻颇多，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不仅是在闽南，许多人皆以该书为范本酬答进退，而且在海外，也成了不少移民的酬世锦囊^[132]。《祭文精选》是甘肃武威的一种非公开出版物，作者魏可诤系当地的仪式专家，书中收录的诸多祭文，其年代可以上溯至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极为生动地反映了现、当代河西走廊民众的社会生活。王振忠《区域文化视野中的民间日用类书——从〈祭文精选〉看二十世纪河西走廊的社会生活》即以此为例，对河西走廊的民间日用类书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作了探讨，以期在累积文本史料的基础上，对南北民间日用类书的类型以及区域文化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133]。

刘全波《论明代日用类书的出版》主要对明代日用类书的出版情况作了考证，作者认为日用类书的版本繁多，且同一版本还有不同的装帧册数，一版之外还有再版、新版、三版等，说明了日用类书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作者还考证了日用类书的价格以及营销编辑理念等问题^[134]。刘捷《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认为明末来华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购求中国的书籍，在他们所获得的书籍中，此类民用通俗类书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书籍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和想象中国的重要依据，西方人编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的《中华大帝国史》，所依据的材料就是源于明末民用类书^[135]。张胜仪《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词状文书探究》认为到了万历中后期，日用类书中开始出现独立的词状门类，如词状门，其目录关键词多为作状规格、萧曹遗笔、告诉真稿等，不同版本日用类书中的词状内容之间相互影响，不仅体现在因直接抄袭而导致的结构与内容上的雷同，还表现在部分内容上的删减、编排顺序的调整，以及新增内容的出现，文章认为虽然该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无法考证，但围绕词状的编纂者、读者及审阅者仍有迹可寻^[136]。

苑磊《明代故事汇编类书籍研究》将明代故事汇编类书籍作为研究对象，从出版史角度，对此类书籍的编辑与出版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明代故事汇编类书籍作为蒙童读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侧重人物事迹汇编的书籍充分发挥教化的功能，以辞藻典故汇辑为主的书籍除用于日常查考资料之外，也传播各种知识，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137]。苑磊《明代故事汇编类通俗日用类书的编辑艺术——以〈日记故事〉为例》以专门辑录历史人物故事的《日记故事》为例，从来源、版本、具体表现、继承发展以及多方促进因素等方面对明代故事汇编类日用类书的编辑艺术进行了探析^[138]。

董裕雯《〈多能鄙事〉研究》认为《多能鄙事》是元末明初时的一部日用类书，文章先宏观介绍《多能鄙事》一书，分析该书的成书背景、版本源流和编纂体例，并明确概述确有显著的实用类书的特点，尔后在解读的基础上，根据该类书所收条目和分类方法对其选定条目标准作大致归纳，并针对其中涉猎当时烹饪法、染色手工业、老年食疗养生法价值进行研究，特别着重于挖掘该书对前代的承袭和对后世类书的影响价值以及其本身实用性在类书编纂史上的地位^[139]。

王双《史梦兰〈异号类编〉综论》认为《异号类编》系史梦兰编纂的一部记录古人异名别号的类书，文章认为这部著作首创以类相从的体例，将美刺劝惩之意涵蕴其中，引用书目多达五百余种，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成语典故、民间俗语、风俗习尚的释义和源流，生动地展现了古人的行为风尚、意趣追求^[140]。陈稳根《翁藻〈医钞类编〉文献研究》认为《医钞类编》是由清道光年间江西武宁翁藻编撰而成的一部医学类书，内容包含了中医基础理论、临证各科、方药、本草、养生等，其引用的历代医学文献上自秦汉下自作者生活时期，为我们研究其他中医文献提供了参考^[141]。

陈长宁《滴水藏海：法律文字与社会的关联——〈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评介》认为尤陈俊大著一书充分利用了尚未引起法史学界足够重视的明清日用类书，可谓在“客观资料之整理”方面具有相当之贡献，并且作者在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中，又融入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尝试回答了诸多基础性、前沿性的问题，故也在“主观的观念”上有所革新。不仅如此，尤著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将研究对象置于明清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不拘泥于法史学以及史学的界限，而以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视野展开研究。因此，从“新史料”与“新问题”以及“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融合”这三方面来看，尤著都算得上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进步意义的力作^[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