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元类书

申慧青《皇权观念在类书编纂中的映射——以〈太平御览·皇王部〉的编纂为例》认为宋代类书的编修目的从唐代应对科举的“场屋”之书转变为皇帝御用的“资政”之作，这就使得宋代类书中关于君主和君臣关系的内容成为重点，《太平御览》中《帝王部》的编写和前代类书中的《帝王部》有很大不同，在《太平御览》中对唐代部分特别重视，内容也比较多，并且材料的记录与编排，都反映了编纂者的正统意识^[45]。吴娱《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认为“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46]。

李文娟《〈太平御览〉引〈论语〉考》对《太平御览》所引《论语》与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定州竹简《论语》、正平本《论语》、汉熹平石经所刻《论语》、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等文本对比，并于不同或有疑异处详加校勘^[47]。段伟、孙越《〈太平御览·工艺部·画类〉文献揭引》认为《太平御览·工艺部·画类》是一部重要的美术文献，通过考察《太平御览》的文献结构及其美术史料的表现形式，指出《太平御览·工艺部·画类》对人们校勘宋代以前的美术典籍有着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48]。韩志远《浅谈北宋时期的“扬杜抑李”思想——以〈太平御览〉对李杜的记载为例》通过《太平御览》对李杜的记载与诗作的选录情况加以分析，为北宋人的“扬杜抑李”思想寻找依据^[49]。高文智《〈太平御览〉中与“冬”相关人事活动解析》通过对《太平御览》的研究分析，考察了“冬”的本身含义及涉及的意象，并对与“冬”相关的人事活动进行分析研究，考察了古人活动与“冬”的关系和冬季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50]。李沛雷《试析〈太平御览〉中的“秋”》通过对《太平御览》中时序部卷二四和二五的分析来了解“秋”在古代文章典籍中的记录情况，从而知晓“秋”的含义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51]。

《文苑英华》收赋共分为四十二类，杨欣华《〈文苑英华〉赋卷研究》对主要类目做了大致的阐述，分析这些类目背后隐藏的文化关照，探寻宋人重视唐赋的原因，并将《文苑英华》的应试赋以列表的形式进行分类，结合唐代科举制度去分析所收应试赋的特色，又将《文苑英华》和《文选》进行比较，从选录标准、作品分类和文体分类三个方面分析《文苑英华》对《文选》的继承和革新，还将《文苑英华》和《历代赋汇》从编纂理念、作品分类和作品文本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文苑英华》对于《历代赋汇》编纂的影响^[52]。杨栩生、沈曙东《〈文苑英华〉之李白诗题目异文辨读》认为《文苑英华》所录李白诗有诸多异文，作者择出《将进酒》等七首诗题目颇为重要的异文加以辨析^[53]。张培《〈文苑英华〉与〈唐百家诗选〉的宗唐风尚比较研究》认为《文苑英华》和《唐百家诗选》分别代表着北宋不同时期士人的唐诗观，通过比较其审美风尚的变迁，揭示北宋初期到中期唐诗观演变的过程和宋人崇尚唐诗的文化心态^[54]。罗昭君、李倩冉《论〈文苑英华〉中对歌行的编选》认为《文苑英华》中对歌行的编录，继承了中唐元稹、白居易的歌行观念，其中收录白居易、杜甫、韦应物等人的歌行作品较多，之所以将歌行独立成类，是编录官参考唐人文集而来，因为在中晚唐诗人的观念中，歌行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体，作者认为《文苑英华》在编录歌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原因在于编书时间仓促、唐宋人文体观念模糊及受政治影响等因素^[55]。

何水英《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对《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所选录唐诗进行比较，发现宋初选唐诗更突出题材意识，题材有日常生活化倾向，宋人对唐诗选录态度更具包容性，更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56]。何水英《论〈文苑英华〉诗学批评特征及成因》认为《文苑英华》主要诗学批评特征有三，诗歌尊君意识进一步强化，倾向崇尚文采的“风雅”追求，以及诗用以教化，但人的德行不入批评标准，其成因与宋初儒学复兴、文化主体心态都有关系，官方虽在文学上未强调作者德行，但要求以政治上的德行来确保士人文德兼修^[57]。何水英《〈文苑英华〉对南朝艳诗的收录：态度、特征及影响》认为《文苑英华》收录了不少南朝艳诗，这说明宋初从官方层面接受了艳诗，但《文苑英华》并未明确肯定艳诗地位，而是通过筛选宫体诗、改变诗歌类型等方式淡化艳诗色彩^[58]。何水英《〈文苑英华〉误作“网罗放佚”性总集考辨》认为《文苑英华》不是“网罗放佚”的非选本总集^[59]。宋红霞《何焯手批本〈文苑英华〉考述》对台湾“国图”藏何焯手批本《文苑英华》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其版本、递藏、文献价值及批校背景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考证，认为何焯对《文苑英华》的评校与《全唐诗》的编修刊刻有关系^[60]。

林耀琳《〈太平广记〉成书时间考》通过对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各种因素和资料的考证，证明《太平广记》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始编撰，最终成书于宋真宗时期^[61]。呼啸《浅谈〈太平广记〉中的仙枣》认为《太平广记》中许多关于枣的神奇传说反映了枣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62]。赵伯陶《〈聊斋志异〉借鉴〈太平广记〉三题》从词语借鉴、情境借鉴以及注释校勘出发考察《聊斋志异》与《太平广记》的关系^[63]。宋冠华、王虎《〈太平广记〉与〈唐摭言〉异文比较研究》认为《太平广记》引用《唐摭言》共132条，有异文存在，辨明这些异文，不仅对《太平广记》和《唐摭言》的校勘有重大作用，而且有利于史实真相的探明^[64]。赵素忍、刘静、宋菲《〈艳异编〉与〈太平广记〉关系探讨》以“王敬伯”篇为例，查找故事源流，得知《艳异编》中此篇看似与《太平广记》相关，实际上并非编选自《太平广记》^[65]。王晓蕾《接受美学视域下的中国志怪小说英译——以〈太平广记〉中小说标题英译为例》认为丁译(丁往道)为异化译法，张译(张光前)为归化译法，而作者认为评价志怪小说英译的优劣应以读者的接受为标准^[66]。

曾礼军《〈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的“三重”叙事》认为《太平广记》异僧小说有着宗教性、史传性和审美性三位一体的叙事特征，其神异叙事善于融通佛教哲思和启悟佛性体认，史传叙事注重烘托神异观念和突出宗教真实，审美叙事重视刻画僧人形象和描绘宗教神奇^[67]。曾礼军《〈太平广记〉符命小说的文学叙事与文化意义》认为《太平广记》符命小说基本上是唐五代时期的文学作品，是探讨唐五代天命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符命小说宣扬命数天定观念，属于民间世俗文化的小传统，虽然与儒家文化大传统有一定差异，甚至悖离，却是精英文化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和必要存在^[68]。曾礼军《〈太平广记〉人神遇合故事的文化生成及观念新变》认为《太平广记》人神遇合故事的文化生成当源于农耕生产的人牲祭祀文化，是焚巫和沉人的祭祀仪式世俗化发展的结果，后来这种娱神观念逐渐脱离宗教祭祀的原始内涵而演变为世俗化的人神遇合故事^[69]。曾礼军《〈太平广记〉中胡僧形象的群体特征与宗教意义》认为胡僧形象既具有鲜明的种族特性，又具有突出的佛教文化指向，折射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碰撞，不仅具有文学审美作用，也具有宗教文化意义^[70]。

马小方《西方净土信仰影响下的唐人小说研究——以〈太平广记〉为中心》分析了唐人小说中的西方净土信仰情况，归纳了三种西方净土信仰故事类型，僧人灵验故事、佛像灵验故事以及佛典灵验故事，并从念佛思想、佛号变化、念佛主体、莲花化生四个方面分析了渗透在唐人小说中的西方净土信仰，认为唐代西方净土信仰的盛行在思想内容及情节构造上对唐人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71]。苏振富《〈太平广记〉所见唐代民间女性修道情况研究》立足于《太平广记》辑录志怪小说的性质，通过《太平广记》对唐代民间妇女的修道及其相关情况进行了一些研究^[72]。阎婷《论传奇小说在唐代佛教世俗化过程的作用——以〈太平广记〉为研究中心》主要以《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唐传奇小说为研究材料，主要是研究唐传奇小说在唐代佛教世俗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唐传奇小说所涉及到描述佛教思想和寺院文化的故事，反映了佛教日益世俗化，推进了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而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又进一步希望佛教进一步的世俗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小说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73]。李秋源《〈太平广记〉中佛教造像题材小说研究》通过对佛教造像小说进行文学特点方面的探讨，分析《太平广记》中佛教造像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它所蕴含的思想精神^[74]。李秋源《〈太平广记〉中的佛教造像研究的现状及意义》主要对《太平广记》中对于佛教造像内容的研究及其意义做了一个学术总结^[75]。

盛莉《论〈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类思想》通过对许多例子的分析，阐述了“同类相存同声相应”和“类必立长”原则在动物分类中的具体应用^[76]。张媛《〈太平广记〉龙形象浅析》对《太平广记》中龙的基本形象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中国传统的龙形象、佛教中的龙形象、佛教中龙形象的中国化三种不同的类型进行讨论^[77]。尚晓云《〈太平广记〉中虎类精怪故事的文化内涵》主要对《太平广记》中的虎类故事进行解读，并分析此类故事中蕴含的文化^[78]。季鲁军《〈太平广记〉中水族故事研究》研究的是《太平广记》中的水族故事，文章从禁锢与自由、感恩与复仇、魅惑与渴望、梦境与现实、异变与亲情和信仰与救赎六个方面来探讨水族故事所呈现的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价值追求^[79]。

范晶晶《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以《太平广记》为主探讨来华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以及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态度，以理解唐宋之交的文化心态、外交政策^[80]。陈洪英《〈太平广记〉中唐五代商贾小说发展演变》认为唐代以商贾为题材的小说大量出现，作者人数多、作品数量多、时间跨越长，探讨了《太平广记》中商贾小说的演变历程^[81]。杨宗红《生态视阈下古代小说中男神—凡女母题研究——以〈太平广记〉〈夷坚志〉为中心》认为人类与男神的矛盾是对资源占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人际冲突，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82]。李露《〈太平广记〉中的“人神恋”故事研究》从《太平广记》中“人神恋”故事的情节功能、基本故事类型、文化内涵等几个方面对《太平广记》中的“人神恋”故事作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作者从中抽出四个基本的故事类型，并对其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做了深入分析^[83]。

张学成《〈太平广记〉研究的新开拓和新成果——评曾礼军〈宗教文化视阈下的《太平广记》研究〉》认为曾书的创新点在于以宗教文化的视角对《太平广记》进行了研究，曾书具有广泛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献基础，这一切都反映在书中对于《太平广记》的研究中^[84]。金建锋《独辟蹊径立论精解——评曾礼军〈宗教文化视域下的《太平广记》研究〉》认为曾著是在对《太平广记》文献作了认真梳理之后做出的研究，具有立论精解的特点，而且曾书注意到了《太平广记》在宗教文化方面的极高价值^[85]。

叶秋冶《〈云笈七签〉初探》阐述了张君房编纂《云笈七签》的主客观原因，论述了《云笈七签》的编纂体例与道藏编纂传统“三洞四辅”体系的异同，重点研究了《云笈七签》与上清经的关系，认为《云笈七签》重点是对上清派经典的汇集和归纳，分析了《云笈七签》中的“宇宙论”，并进一步展示道教的宇宙论，细辨了《云笈七签》记载的各路神仙，深入剖析了《云笈七签》中所载北宋前的道教修炼方法^[86]。王治伟《〈云笈七签〉中的善恶思想》通过对《云笈七签》中的道教精神观念和修行的研究，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善恶思想，文章认为对善恶之源头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元神之阳、三魂七魄、三尸九虫等方面，并且善恶可以从得道之人、修炼丹药以及祸福寿夭等方面得到表现，而修善则要从修心、积善、去恶等角度去完成^[87]。

北宋刊《重广会史》一百卷在国内久已失传，此帙曾入藏朝鲜，后又流入日本，昭和三年(1928)由育德财团影印出版，是书钤有二印，卷首钤“经筵”印，卷末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101)”印。牟宗杰《〈重广会史〉钤“经筵”印考辨》认为“经筵”印系一枚朝鲜印，是朝鲜李朝世宗为其所藏书册刻制的专印^[88]。施建才《和刻本〈重广会史〉引书研究》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正史文献为主要对象展开引书研究，通过引文的校勘，引文的爬梳归类，引文特点的分析和引文版本的讨论，进而总结出和刻本《重广会史》的文献学思想及其价值^[89]。

金菊园《万历刻本〈记纂渊海·郡县部〉初探》主要是对类书《记纂渊海》万历本中郡县部的考察，万历本《记纂渊海·郡县部》卷帙达到了二十八卷，超出了宋慈序中所载的卷数，证明它曾经过后人的增改，在内容上它主要来源于《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和《舆地纪胜》，但是万历本在引用时，很多都没有注明出处^[90]。

何春根《小说类书〈姬侍类偶〉考述》认为《姬侍类偶》是宋人周守忠纂辑的一本小型小说类书，专辑自古至宋姬妾侍婢的事状，在诸多以女性为专题的小说集中颇有特色，作者从版本、思想价值、文献价值和编撰体例等方面对此书做了一一考述，认为《姬侍类偶》是在整合传统类书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编纂特点^[91]。

柳建钰《国图藏孤本文献〈婚礼新编〉初探》主要是对国图所藏孤本类书《婚礼新编》的一个简易研究，《婚礼新编》是南宋武夷人丁昇之所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专门辑录婚俗资料而形成的日用生活型通俗类书，该书流传很少，前十卷收录了很多书仪作品，卷十一到卷二十是与婚礼相关典故的汇编^[92]。柳建钰《国图藏孤本文献〈婚礼新编〉文献价值简论》认为《婚礼新编》里面的婚俗资料具有很高价值，并且由于这部书主要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故还有助于骈体文的研究^[93]。

仝建平《略谈〈翰墨全书〉利用的几个问题》认为《翰墨全书》是一部元代前期编纂成书、后来经过两次改编的民间日常交际应用类书，分类辑录民间交际应酬相关的词语、典故、诗词文章及活套、图式，对宋元文学、历史研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传世的《翰墨全书》有大德本、泰定本、明初本三种系统，大德本编纂时间最早、内容最多，泰定本内容主要系压缩大德本而成，明初本内容基本承用泰定本，利用时应优先使用大德本，明初本存在编纂或抄录错误、内容编排不严密、翻刻致误等不足^[94]。

任晓彤《艺林之珍品，大辂之椎轮——简述〈韵府群玉〉的性质、体例及价值》主要介绍了《韵府群玉》的体例和价值，《韵府群玉》是为了读书人学习用韵而出现的，后代的《佩文韵府》也是以它为蓝本编纂的，在《佩文韵府》诞生之前，这部书具有极大的价值，《佩文韵府》刊行后，《韵府群玉》逐渐湮没，以致后人很少提到它，文章从性质、内容、编纂体例、价值等方面简述了该书在辞书史上的重要影响及地位^[95]。

祝昊冉《〈事林广记〉俗字实例与正字理念研究——以和刻本与至顺本为例》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俗字的使用状况，提供了校勘和考订的材料，该研究认为《事林广记》明确提出了正字主张，这在汉字发展史上是首次^[96]。郑伟《〈事林广记〉音谱类〈辨字差殊〉若干音韵条例再分析》结合汉语语音史和吴、闽北、山西等南北方言的资料，对《事林广记》音谱类所录《辨字差殊》中的若干音韵材料作了分析，文章指出有的条例需要参考现代方言之间的比较，并且结合“词汇扩散理论”才能得出比较完整的解释^[97]。王建霞《〈事林广记〉之婚俗浅谈》对《事林广记》所记载的婚礼仪式等做了简单的介绍^[98]。王建霞《〈事林广记〉部分校勘浅谈》找到了《事林广记》的五个版本并进行了初步的对校工作^[99]。闫艳、祝昊冉《〈事林广记〉俗字探微》认为《事林广记》中收录的俗字类型代表了元明时期俗字的使用状况，反映了汉字系统发展的趋势，故以《事林广记》为中心分析了改换意符、采用古体、简省、增繁、异音替代五种俗字类型^[100]。

刘礼堂、李文宁《宋代笔记及类书中的岁时民俗研究》认为宋代类书中有许多关于岁时民俗的内容，并且对几部主要类书的相关内容做了研究，作者认为宋代类书中关于岁时民俗的记叙，具有注重考辨历史源流的特点，这与笔记注重现实的特点不同，同时宋代类书在叙述岁时民俗时，在体例上多有创新^[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