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兔园策府〉与唐代类书的编纂》一文认为《兔园策府》代表了唐初类书编纂的一个趋势，即文学性与学术性并重，这和唐初修纂类书的目的和方法有关，作者认为《兔园策府》成书时间在《初学记》前，因而偶句之体例不是自徐坚始，很有可能始自《兔园策府》^[25]。毛阳光《洛阳偃师新出土〈杜嗣俭阎夫人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是对洛阳新出墓志《杜嗣俭阎夫人墓志》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杜嗣俭是唐代类书《兔园策府》作者杜嗣先的兄长，墓志内容可以和此前流散台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相印证，证实了《杜嗣先墓志》的真实性，同时对于了解唐代偃师杜氏家族有重要意义^[26]。

林晓光《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认为有大量六朝文学文本赖《艺文类聚》得以保存，但其存录方式却并非忠实抄录原文，而是有意识地加以删略改造，作者通过对六朝作品在《艺文类聚》和其他文献中所保存文本的对比，可以看到《艺文类聚》基于其“艺文”宗旨及类书功能、体例，而对原作进行了删节缩略甚至必要的改写，六朝文学文本因此发生构造性的变异，文体遭到破坏弱化，其中的历史性内容及与类书条目无关的部分则往往被隐灭舍弃，故在六朝文学研究中，不能直接将这些镜中影像视同六朝文学本体，而应当充分考虑其存录方式乃至规律，对“六朝文学”和“六朝文学镜像”采取二重性的研究模式^[27]。韩建立《〈艺文类聚〉中的“互著”与“别裁”》认为在《艺文类聚》中自觉而有意识地借鉴并大量运用“互著”与“别裁”之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最晚在唐初，古典目录运用“互著”和“别裁”已经相当普遍，并且作者认为在“互著”与“别裁”起源诸说中，只有起源于《七略》一说较为合理^[28]。韩建立、黄春华《〈艺文类聚〉领修人考辨》认为欧阳询是当然的领修人，但不是唯一，另外三位领修人是陈叔达、裴矩和袁朗^[29]。韩建立《〈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认为《艺文类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目前可知的编撰人员有欧阳询、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赵弘智、袁朗六人，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即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30]。黄婷、许建平《〈艺文类聚〉所引〈诗经〉的学术价值》认为《艺文类聚》保存了珍贵的古本《诗经》的面貌，文章将《艺文类聚》所引《诗经》与宋刻本对照，并从保存《诗经》之本字、佐证先贤之成说、据知传本之误改、提供失传之文句、保存《韩诗》之佚文五个方面论述《艺文类聚》所引《诗经》的学术价值^[31]。

王乐《〈初学记〉与初唐文学研究》认为《初学记》引选了不少本朝人的作品，可谓是一手材料，故其文字可信程度较高，故可以以现存的宋本及排印本《初学记》来校勘《全唐诗》和《全唐文》。再者，《初学记》的选文特色和文艺倾向可以反映出初唐文学的流行情况，可以看出某些作家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和作品的接受程度，从而总结出在《初学记》视角下所映像的初唐百年间不同时期主流文学的发展走向。最后，作者通过《文苑英华》的十卷科举应试诗的题目来比对《初学记》的内容，论证以《初学记》为代表的类书与唐代科举文学及国家选官制度的密切联系，进而延伸讨论官修类书与当时文学和政治精神实质的一致性^[32]。李玲玲《〈初学记〉征引文献体例探讨——以经部文献为中心》对《初学记》所引经部文献的体例进行了归纳，得出其引文有意引、合引、选引、补足省略成分等方式，引文标识上，往往采用小字加注、“又曰”、句末总结等方式^[33]。苏国伟、智延娜《〈初学记〉引〈论衡〉考略》一文主要是对于《初学记》中引自《论衡》的内容作了考订，一一与原文对正，并探究《初学记》在编纂中的体例与取舍原则^[34]。郜同麟《类书专书研究的新范式——读李玲玲〈《初学记》引经考〉》一文先对于类书的专书研究做了一个学术史回顾，从校勘学和异文研究两方面叙述了当下的研究，然后谈到李著的优点和缺点，作者认为李玲玲《〈初学记〉引经考》是一部类书专书研究的佳作^[35]。张小艳《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读〈《初学记》引经考〉》对李玲玲《〈初学记〉引经考》进行了评论，认为《〈初学记〉引经考》是一部类书引书研究的典范之作，作者主要从语言文字、内容考辨、发现谬误、研究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李玲玲这部书内容翔实，考证精当，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36]。

李文澜《〈白孔六帖〉校补札记》认为陆心源藏宋刻本《白氏六帖事类集》不避宋仁宗讳，而避宋真宗讳，断定该本是宋真宗时刊本，其刊刻时间当在真宗即位(997)以后，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前，无疑是存世最早的善本。《孔氏六帖》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版刻于孝宗即位之后。目前海内仅存一部《孔氏六帖》，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章认为《白孔六帖》对其祖本之一的《孔氏六帖》删节阉割之多，在存世古籍中尚不多见，作为私人编纂的类书，《孔氏六帖》不仅具有一般类书的辑佚和校勘作用，而且还充满了时代精神，蕴涵着编书人孔传的价值取向，它被并入《白孔六帖》后的省佚，又体现了时代的变迁，诸如此类为历史学提供了研究的空间^[37]。

李华伟《〈法苑珠林〉研究——晋唐佛教的文化整合》认为《法苑珠林》之《轮王篇》《君臣篇》《纳谏篇》意在体现佛教对王者责任与福德的多种规范，以及其至高之德与至善之治相统一的政治理想，其《审察篇》《思慎篇》《俭约篇》《惩过篇》《和顺篇》等篇重在把握佛教与儒家君子人格相契的内容，并以佛教精神与之作互释沟通，《法苑珠林》所把握的这几点也是后来理学于君子心性修养方面尤为重视的。作者认为《法苑珠林》相关篇章的编撰，一方面介绍佛教业报因果论的本来面貌，一方面表露了以因果来理解中土社会现象的意图，以及强调因果惩戒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38]。韩海振《宋版〈法苑珠林〉随函音义字形研究》对宋元时期《碛砂藏》所载《法苑珠林》随函音义的版刻字形存在的书写变易现象进行了探索，为汉字俗写字形研究提供更多样式的实际材料，有助于推动汉字构形研究的细致化、多元化^[39]。张龙飞、周志锋《〈汉语大字典〉失收俗字字形补遗——以〈法苑珠林〉俗字为例》，为《汉语大字典》补充若干失收俗字^[40]。

宋军朋《论佛教类书的博物学特色》主要从博物学角度对四部佛教类书《经律异相》《诸经集要》《法苑珠林》《释氏六帖》进行了讨论，论述佛教类书博物学特色的演变过程，力求丰富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内容，拓展其研究领域^[41]。宋军朋《〈释氏六帖〉在古代科技方面的主要贡献》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即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和物理、生物、医药卫生、纺织、工艺制造七个方面，分类总结《释氏六帖》在古代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以丰富和深化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42]。赵玉琦、刘同军《〈释氏六帖〉引〈古今注〉的文献价值》认为《释氏六帖》引用了许多《古今注》释义，与今通行本《古今注》多有出入，作者从辨伪、版本、辑佚、校勘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征引情况^[43]。

王龙睿《〈小名录〉研究》认为《小名录》是以小名为对象，通过摘抄史传书籍中的小名及其相关故事编撰而成一部类书，文章分析了《小名录》的内容、作者、著录、版本、流传与影响，通过对其校勘，分析了其文献价值，文章认为晚唐至宋时诗文创作追求典故的风气和晚唐知识分子对博物和知识的极致追求是其产生的主要背景^[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