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皇览〉编纂考》主要对《皇览》的编纂者、编纂背景、编纂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考证，作者认为《皇览》开创了一个新的图书编纂模式，并被后世沿袭至今，但是《皇览》类书之祖的名号却是后人追封的，《皇览》编纂的时代还不知道类书为何物，魏文帝曹丕等人应该是将《皇览》看作文献大成、资料汇编的，《皇览》的流传历经千余年，南北朝时期何承天、徐爰、萧琛皆有抄合本，而今则有王谟、孙冯翼、黄奭等辑佚本流传^[18]。刘全波《〈修文殿御览〉编纂考》一文对《修文殿御览》的编纂背景、编纂过程、编纂者以及流传、辑佚等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旨在展现《修文殿御览》在传世文献中的流传情况，作者认为《修文殿御览》的编纂是在北齐文化繁荣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北齐君臣的主观目的是沽名钓誉，所以在编纂《修文殿御览》时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因袭而成，《修文殿御览》与《华林遍略》相比增加的主要内容是《十六国春秋》《魏史》和《六经拾遗录》等北朝著作，但由于颜之推等学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修文殿御览》的编纂质量^[19]。

本井牧子撰，桂弘译《东亚的唱导中的〈金藏论〉——以朝鲜版〈释氏源流〉空白页上的填写内容为端绪》一文认为中国南北朝末年编纂的《金藏论》是抄录佛经中各种故事而汇集成的一部古籍，虽然它在形式上被称作类书，但是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类书是有区别的，因为它收录的内容都是宣扬善恶因果的譬喻因缘，并且从内容及篇章分布上可知，《金藏论》的着眼点是教化世俗之人从而将其导向向佛之道;文章还认为写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朝鲜版《释氏源流》一书里的内容是抄自或引用自《金藏论》，这些夹写在书中的文字表明，一直到《释氏源流》刊行的17世纪为止，《金藏论》在朝鲜半岛上仍然在得到奉读，并且很可能是用在法会唱导的时候，这就为《金藏论》在东亚区域的普及性又增添了一份佐证^[20]。

敦煌写本类书《语对》自藏经洞发现以来，便以其文学文献价值备受学者关注。王祺《敦煌写本类书〈语对〉词汇研究》侧重《语对》的词汇考释，将《语对》中所呈现的复音词与大型工具书相对照，把失收的复音词罗列起来尽量给予正确释义，并分析了《语对》的词汇特点及意义^[21]。《良吏传》为南朝梁钟岏所撰，今已亡佚，该书内容零星保存在《太平御览》《职官分纪》等传世类书中。陈光文《〈良吏传〉辑考——以敦煌遗书与传世类书为中心》对抄写于唐代的敦煌遗书P.4022+P.3636、P.5544、S.2053V进行了研究，结合敦煌遗书与传世类书对《良吏传》内容进行了辑考^[22]。王驰《敦煌写本类书征引史籍研究》一文首先对敦煌写本类书征引的传世史籍做排比、辨析，分析征引特点，并利用敦煌写本类书中保留的相关条目对一些亡佚的六朝史籍做辑佚与校勘^[23]。今人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是目前辑录六朝地志较为全面的著作，王驰《敦煌类书补扩〈汉唐方志辑佚〉三则》主要是通过对三件敦煌类书写本的研究考证，新发现三则关于六朝地志的佚文，补充了《汉唐方志辑佚》之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