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恰《由出土文献论古代“类书”之起源》一文认为《说苑·谈丛》是格言和谚语的材料汇编，类似于后来类书的体例，故作者认为《说苑·谈丛》开启了类书的编纂体例^[3]。吴承学、何诗海《类书与文体学研究》一文主要考证了类书对于文体学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类书不专主一门，故能包罗万有，往往体现了编撰者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自然也反映出对文学学术的认识，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源^[4]。刘芙蓉《雕版印刷与类书漫谈》主要论述了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情况以及宋代雕版的特点，并且通过北宋四大类书说明了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和贡献^[5]。刘全波《论敦煌类书的分类》一文通过对中古类书发展史的梳理，将类书当然也包括敦煌类书分为类事类书、类文类书、类句类书、类语类书、赋体类书与事文并举类书六种体例，并认为类事类书是类书发展的主流，其他类书体例是重要组成部分^[6]。

何跞《从〈四库全书总目〉看类书的特质》一文从《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出发考察了清人对类书的学理认识，其言类书在经史子集中独关子部、集部而无关经史，经史子集中文学与非文学的类分意识，使得类书的归类也带上了文与非文的色彩^[7]。何跞《从〈四库全书总目〉论类书的二元属性与学理源流》主要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于类书既博又杂的特性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类书有两重性使得类书同时要追求博和精，结果使得大部分类书具有冗杂的特点，类书在发展中始终存在着这种学理的二元对立，这是与历史上文学与经学的发展相关联的^[8]。崔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研究》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清代之前的重要目录书中杂家类演变发展的情况，随之重点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的由来及其中所体现的创新，文章对杂家类下的杂说、杂纂同与之相近的其他类目如史部杂史、小说类、类书等皆做了考证分析，作者认为类书是将古书分为一定单位大小的条目，按门类将其编排，杂抄却是将诸家之说摘取其精要部分汇编成书，《意林》《绀珠集》《类说》属于杂抄，而《事实类苑》《仕学规范》《自警编》《言行龟鉴》《说郛》属于类书^[9]。王林飞《略论子部的此消彼长与学术变迁》主要讨论了从《汉志》到《隋志》再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目与子部内容的变化，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逐渐消亡，增加了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个类别，作者认为子部类目的增减与子部内容的调整，不只是数目的变化，其实还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10]。

杨靖康《论目录书与类书关照下的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认为先唐时期是古代典籍分类学从起源、发展逐渐走向定型的关键时期，作者探讨了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并且认为目录书与类书是其两种载体^[11]。杨靖康《古代典籍分类中之事物分类法探源》主要讨论了儒家“六艺”典籍分类法以及它的局限性，而随着书籍的不断增加以及抄撮之学的兴起，原来按典籍名称进行分类的方法就显得落伍了，受抄撮之学的影响，事物分类法增添了新内容，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国古代特有的类书^[12]。王欣妮、崔建利、黄燕《“类书纂辑法”与“别裁法”之辨析》主要讨论“类书纂辑法”与“别裁法”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作者认为类书重在“抄”，述而不作，但类书的这种抄录往往支离破碎，不关注著录源流的意义，别裁在裁篇别出之后往往在每个篇目之下标有子注，申明所自，能够达到旨存统要，显著专篇的功效^[13]。

宋一明《〈茶经·七之事〉采摭类书考》主要是对陆羽《茶经·七之事》资料来源的考证，作者认为《茶经·七之事》可能出自某类书^[14]。赵谦《〈四库全书〉类书中杨柳的多种意象分析》通过搜集类书中关于杨柳的条目，从杨柳的自然属性﹑情感寄托和人格指代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5]。刘张杰《再论八音——从类书出发谈八音之外的古代乐器分类方法》以类书为主探究除了八音分类法之外的古代乐器分类法，作者认为民间主要是以演奏方式进行分类^[16]。陈晨《日本辞书〈倭名类聚抄〉研究》主要以《倭名类聚抄》为研究对象，从性质特点、编撰价值、部类结构、解说体例、引用典籍等方面进行探讨，然后以《倭名类聚抄》引用中国典籍《玉篇》和日本典籍《杨氏汉语抄》为例进行对照分析，揭示《倭名类聚抄》的文献引用情况及其在汉语史上的地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