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问题研究分为两个方面：1.对《国语》性质、作者、价值等相关问题研究;2.《国语》占筮、引《易》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国语》著述的序跋以及日本学者的文集中;后者则是专门著作，如谷川顺(1774—1831)《左国易一家言》、真势中洲(1754—1817)《国语占筮考》等。

总体而言，日本《国语》流传线索明晰，版本系统单纯。日本的多个《国语》刊本隶属于《国语》张一鲲本系统，在流传上具有相当清晰的前后继承性。如下图：

日本江户及明治时期的《国语》研究学者大多精研多种汉籍，故其《国语》的研究成果也多比较深入。日本江户中期，恰好是中国本土注重明道本钞校的时代，中国本土学者鲜有完整的《国语》研究著作，而日本江户时期中期的《国语》研究填补了这段空白，并把《国语》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就学养、识断而言，江户及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远逊于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很多问题研究未能深入，论证稍嫌单薄。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15YJA770004)阶段性成果。

[2]按照发表年次，如下：谭家健《历代关于〈国语〉作者问题的不同意见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7期;梁涛《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李佳《20世纪前期〈国语〉研究述评》，载于《2008年〈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戎辉兵《〈国语〉流布、研究及版本概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师璐露《近十年来〈国语〉文献与文学研究述评》，《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李佳《台港及海外〈国语〉研究综述》，《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0年第1期;陈鹏程、刘生良《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8期;仇利萍、杨世文《〈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卓敏敏《近三十年来〈国语〉研究综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卓敏敏《近三十年来〈国语〉与史官文化研究综述》，《文艺评论》2015年第4期。

[3]四篇论文分别为：《汉代〈国语〉学概述——〈国语〉学史研究之一》，《兰台世界》2009年第24期;《战国时期：〈国语〉研究的萌芽——〈国语〉学史研究之二》，《赤峰学院学报》2013年第11期;《〈尔雅〉郭注引〈国语〉谫论——〈国语〉学史研究之三》，《宜宾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中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4]郭万青：《〈国语〉研究史概观》，《华夏文化论坛》第12辑(2014年);郭万青：《〈国语〉历时研究鸟瞰》，《海岱学刊》2015年第1期。

[5]查询台湾大学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馆藏，日本《国语》研究著作仅藏有《国语定本》。这也是张以仁《国语》研究一直仅仅参照《国语定本》的原因。另外，张以仁《国语斠证》所参《国语》刻本也都是比较常见的刻本，今审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明《国语》刻本数量可观，而张以仁《国语斠证》并没有参考到。恐怕是当时仅仅利用了台湾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馆藏而已。此外，在张以仁的《国语》研究实践中，一直没有参照徐元诰的《国语集解》，这是很可怪的事情。今审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仅藏有王树民(1911—2004)、沈长云点校本《国语集解》，而傅斯年图书馆不仅藏有点校本，还有民国十九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这个排印本恐怕也是早期入藏的，张以仁何以没有参考到。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6]见载于关修龄《国语略说》卷首，前川嘉七宽政四年刊本。

[7][日]渡边操：《国语解删补·自序》，永田调兵卫宝历十三年(1763)刊本，序文第2页。

[8][日]渡边操：《国语解删补·凡例》。

[9]通过比证可知，卢之颐本是以闵齐伋裁注《国语》为底本，增入陶望龄的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