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操、千叶玄之、关修龄一直到秦鼎都相当注意《国语》版本的对勘和考校。日本江户时期学者多采用他校法，也偶尔用理校法，如冢田虎《增注国语》用理校法比较多。此外，千叶玄之等往往校出而不改易《国语》本文，这一做法也被秦鼎继承，但是秦鼎经常改易注文，尤其增加了许多句末语气词“也”。千叶玄之等所据参校的本子比较单一，且非良本。如渡边操所参据的主要是崇祯年间的卢之颐本，此后千叶玄之也主要参校卢本^[9]。整体而言，日本《国语》校异由于参校版本的问题，所得有限。到了葛西质(1764—1823)、秦鼎，才参照到黄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此外，秦鼎还参照陈仁锡本、钟惺评本、闵齐伋本等明代后期的本子，又参照《国语》选本和一些古文选集中的《国语》篇目。由于可以参考到上善堂本以及《国语札记》，考校成绩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