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汉籍以及《国语》的东传，对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及其以后相关典籍的编纂起了重要的材料支撑作用，如日本类书《秘府略》、日本小学书《倭名类聚抄》都利用到了《国语》材料。

江户时期(1603—1867)，日本《国语》研究兴起。江户前期，荻生徂来(1666—1728)、太宰纯(1680—1747)等人对《国语》的性质、《国语》与《左传》关系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林罗山首次为《国语》作训点，成为日本《国语》刊本中的重要版本，也是此后日本学者《国语》研究的可依据之本和此后日本诸多《国语》刻本的底本。江户后期，日本《国语》研究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研究著作，也出现了几种重要刊本。著作如渡边操《国语解删补》、关修龄《国语略说》、冢田虎《增注国语》、户崎允明《国语考》、秦鼎《国语定本》、龟井昱《国语考》等。刊本如千叶玄之校本、上善堂本等。尤其上善堂本的出现，代表着日本《国语》研究的转折。此前的《国语》研究对中国本土《国语》刻本和著作的利用都不够理想。当然，也和这一时期中国本土没有出现重要的《国语》研究著作有关。明代后期的一些刻本和评点本成为上善堂本刊刻前后日本学者的主要参照材料。上善堂本刊行之后，日本学者有了较好的版本和研究成果的参照。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就是秦鼎《国语定本》和恩田维舟《国语备考》。恩田维舟(1743—1783)《国语备考》条目数量较少，且非专攻，故所得有限。而秦鼎主要研究《左传》、《国语》，其参照明道本以及黄丕烈《札记》之处颇多。又由于秦鼎氏个人在《左传》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并广采前人著述，故而其《国语》研究成就超迈前人。一直受到重视。江户末期，《国语》研究式微。明治初期，高木熊三郎等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国语》研究。

如上文所言，江户中后期和明治时期的日本《国语》研究著作文本形态以写本为主，刻本较少。撰述体例大略可分为四种：1.渡边操《国语解删补》、关脩龄《国语略说》、恩田仲任《国语备考》、帆足万里(1778—1852)《标注国语》等节录原文语句，进行逐条辨析的撰述方式。这一类中，关脩龄《国语略说》又独出机杼，把撰述分为考文、考注、校异、补音四个部分。2.千叶玄之《韦注国语》、秦鼎《国语定本》、高木熊三郎《标注国语定本》等分栏，将个人见解写入上栏的方式。3.冢田虎《增注国语》则采取随文为释的方式;4.批校本则采取校语书于栏外，校改书于书中的方式。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大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