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目著录

日本江户后期以及明治时期的《国语》研究著作多数是写本，流传未广。晚近时期的一些旧书店售书书目就有《国语定本》的著录。雷梦水(1921—1994)《古书经眼录》即对《国语定本》有较详细的著录。

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李学勤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国语》导读是由张以仁(1930—2009)、鲍则岳(William Boltz)、鲁惟一等撰写的。在这篇导读中，张以仁等著录了秦鼎《国语定本》。

王宝平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页127—129)、《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7—129)曾经对中国国内部分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学者汉文《国语》著作进行了著录。王书共著录了林道春(1583—1657)训点本、渡边操(1687—1775)《国语解删补》、户崎允明(1724—1806)《国语考》、千叶玄之(1727—1792)校本、关脩龄(1727—1801)《国语略说》、上善堂刻本、秦鼎《国语定本》、冢田虎(1745—1832)《增注国语》、高木熊三郎《标注国语定本》等日本《国语》刻本和著作九种。当然，其实以上各书的收藏机构不仅仅限于王氏所著录的几家。如秦鼎《国语定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以及一些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非仅限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此外，刘毓庆、张小敏《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页316—319)虽然主要收录日本藏书机构藏中国汉籍情况，但是其中也收录了一些《国语》和刻本。如其“杂史类”中就收录有林罗山训点本、秦鼎《定本》、上善堂刊本等日本《国语》刻本以及著作多种。

2.中国学者对日本《国语》研究成果的利用与研究

(1)中国学者对日本《国语》研究成果的利用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各图书馆庋藏的日本学者《国语》汉文研究著作几乎没有得到重视。比较早参考到日本学者《国语》研究成果的是彭益林《〈国语·周语〉校读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该文参考到秦鼎《国语定本》的一个条目。近些年来，随着《国语》研究的深入，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海外《国语》研究成果。尤其是秦鼎《国语定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与重视。

海外中国学者较早关注日本《国语》研究成果的是张以仁教授。张教授1957年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毕业，其硕士论文即《国语研究》。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国语》研究近三十年，是20世纪《国语》研究的重镇。1969年，张以仁出版《国语斠证》，秦鼎《国语定本》和上善堂刻本《国语》是其重要的参校资料。在其后来的《国语》研究实践中，也一直注意引述秦鼎《国语定本》。^[5]另外，郑良树《国语校证》三篇也把秦鼎《国语定本》作为重要的参校资料。

综上可知，中国学者对日本江户及明治时期的《国语》研究成果的利用还仅仅局限于秦鼎《国语定本》一书。而且这种利用还是浅层次上的，局部的。

(2)中国学者对日本《国语》研究成果的研究

截至目前，中国学者缺乏对日本江户及明治时期的《国语》研究成果以及《国语》著作进行专门的研究。笔者此前曾经发表《金李本、张一鲲本、穆文熙本、秦鼎本之关系》(《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一文，这篇文章只是对秦鼎本的版本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时至今日来看，这篇文章有轻率和武断之嫌。2016年，又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上发表《日本主要〈国语〉刊本考略》一文，对日本的主要《国语》刊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对其版本系统进行了梳理。

总体而言，对日本江户及明治时期《国语》研究成果及《国语》相关著作的研究还处于垦荒阶段，需先对日本《国语》进行个案研究，并进一步促进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