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数字卦辑证 ^[1]

李红薇

长期以来，易学研究多用力于传世易学文献的整理与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商周出土古文字材料中屡屡出现由数字(三个或三个以上)连缀构成的特殊符号，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一些学者注意到旧著录中也有类似符号^[2]。张政烺先生“提出了筮数或数字卦假说，为八卦起源和《周易》成书乃至三《易》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3]。出土文献数字卦的搜集整理研究，对探索《周易》的起源及文化思想史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集中讨论迄今已发现的商周金文数字卦，逐器搜罗诸家观点，撮述相关研究成果。

铜器上出现数字卦，最早可追溯到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安州孝感县(今湖北省孝感市)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中方鼎(图一。本文所附图片统一列于文后)^[4]。鼎铭最后一行释文“隹臣尚中臣”，末两字较特别。《博古》释为“赫赫”“铭五十七字”，视为两字^[5]。《薛氏》隶定为”，亦释“赫赫”，“后云惟臣尚中臣=者如赫=师尹之义”^[6]。《啸堂》则释作“十八大夫八大夫”^[7]。800年来，这两个“奇字”一直难解。1935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释“隹臣尚中臣□□”，认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8]。1957年，唐兰先生提出这些奇字是“用数目当作字母来组成的”“宋人把他们释成赫字是错的。按铜器铭刻的一般规律，这两字在铭文最后，应该是氏族的名称”^[9]。唐兰《两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卷四下四十六“中乍父乙方鼎”，“疑当以臣尚中断句，臣是中的氏族名”“这是用数目字构成的氏族名称，当时我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的文字，已失传，遗留下来的资料还很少，未能通读”^[10]。管燮初先生曾猜想“可能是‘兄’的官职或氏族图记”“推想这是上古时代曾使用过的卦爻之类表示思想意识的图形”^[11]。应该说在上述观点中，管先生的猜想是最具启发性的，惜未能详述，与真相擦肩而过。

给解决这一问题投入一线曙光的是1978年末在长春召开的首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张政烺先生根据徐锡台先生新公布的凤雏西周卜甲刻辞上的数字符号，“当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短论，论证这种仅由五、六、七、八这四个特定数字所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由老阴、少阴、老阳、少阳四个爻所构成的‘卦’。而且，这批西周卜甲刻辞中所见的均为六爻组成的‘重卦’，为文王重卦的历史传说提供了实证。至于在卜甲上刻卦，是研究当时卜和筮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这一创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扬”^[12]。会后，张政烺先生相继发表三篇论文^[13]，使困扰学界许久的“奇字”谜团，得到突破性进展，真正将这一问题带入研究正轨。继张先生之后，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探索^[14]。学界对这类符号的命名亦多有不同^[15]，本文采用“数字卦”这一名称。学界对“数字卦”的认识过程，已有学者做过很好的梳理，读者可参看^[16]。

张政烺先生首次将中方鼎上的这类“奇字”与《周易》的易卦联系，认为“这本来是两组数字，前者是七八六六六六，后者是八七六六六六”^[17]。据“奇数变为阳爻，偶数变为阴爻”的原则，转写为用阴爻、阳爻表达的《周易》卦象，“七八六六六六”即，坤下艮上，剥卦;“八七六六六六”即，坤下坎上，比卦，遇比之剥^[18]。“用卦名称呼新邑实属可能。而且这种用数字组成的卦不仅是邑名，也已是氏名，即以邑为氏”^[19]。“安州六器……除中鼎外，其它五器皆无此二卦，也不记作采邑之事。可见卦和采邑是分不开的，卦是采邑的名字，因此也就成了中新加的族徽。铭文中著易卦的，文辞都简古，无法探究其意义，唯中鼎铭文篇幅稍长，有文义可寻”^[20]。管燮初先生亦认为中方鼎末两字是“太史兄”的氏族图徽，但他否定文字说，认为“卦爻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一套表意符号”^[21]。张亚初及刘雨先生以“隹(唯)臣尚中臣”为句，“在作此器的时候，曾经占了两个卦”^[22]。李学勤先生将铭文末句“惟臣尚中臣”视为筮辞中的命辞，并按《左传》、《国语》筮例定为“遇《剥》之《比》”，两者的关系是变卦，剥为本卦，比为之卦，与命辞对照，大吉大利，故将这一占筮铸于彝器^[23]。李零先生认为“彝铭铸卦可能皆与占问铸器之由有关，而与族徽无涉”“可能是用来为铸器择日的”^[24]。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父戊卣(图二)^[25]，器物时代可断为商代晚期，器盖同铭，且有“”，张政烺先生认为是数字“六六六”，译写作坤卦，并说“同一氏族所作之器又有一斝、一䍌，皆无(《商周金文录遗》287和518号)，说明在族徽中是新添的部分”^[26]。但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是族徽，李朝远先生据铭文中的“”，指出“不会再有‘六六六’这样叠床架屋式的族徽了”^[27]。然而诚如孟宪武先生所言，“商代铜器铭文中铸有卦象符号的少见，且时代不明确，多为推测”^[28]。但殷墟的一些铸铜遗址中已发现了不少带有数字卦的陶范^[29]，我们期待考古发现中能早日出现年代确切的商代金文数字卦。

美国纽约赛克勒氏藏有一件西周早期的盘(图三)^[30]，内底铸铭文“八一六”，张政烺先生转写为《周易》坎卦，形制纹饰属周初^[31]。林巳奈夫先生将该盘定为西周IA，一型^[32]。《铭图》误断为商代晚期^[3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史斿父鼎(图四)^[34]，时代约为西周早期前段。铭末有“”，唐兰先生认为“在族氏徽号的地位上写的…至于铜器上一般写作则是较晚的形式，似乎因字形长而横了过来…有些周铜器，却只用三个数字，可能是简化了”^[35]。张政烺先生据《周易》译写为巽卦^[36]。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将铭文中的“”改释为“贞”，认为“当是占筮以后得出的八卦符号，‘贞’与相连，是这类符号为八卦数字符号的有力证据…‘史官’‘斿父’自己占筮，并把占得的八卦数字符号铸于铭文之末，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37]。李零先生亦将鼎铭释作“史斿父作宝尊彝，贞：七五八”^[38]。李朝远先生认为是“简单的作器之语”“这是铸器择吉的一种记录方式”^[39]。《铭图》释作“史斿父乍(作)宝(尊)彝鼑(鼎)。七五八”并备注“铭后所附数字是八卦符号，表明铸造此鼎时曾经进行一次卜筮。占筮之单卦符号以一字计”^[40]。

商周金文数字卦中出现“五”时，多横置，除上文提到的史斿父鼎，还见于原藏曹秋舫的一件效父簋(图五)^[41]，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早期的一件者 鼎(图六)^[42]，以及西周早期的堇伯簋(图七)^[43]等。就现有材料看，仅出现过一例竖置的“五”，见于西周早期的召仲卣(图八)^[44]，盖铭有数字卦“七五六六六七”，其中“五”竖置，作“”^[45]。

还存在一例卦文倒置的情况，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西周早期的召卣(图九)^[46]，唐兰先生认为“铭两字，下面是召字的复写体，上面是倒写的字。召字显然是氏族名，所以这个字也应该是氏族徽号。”^[47]管燮初先生亦认为“”“是‘召’的氏族图徽”^[48]。张政烺先生认为“原铭召字正写，卦文倒写，倒写则不可读”，并据《周易》将“六一八六一一”译写为兑下坎上，节卦^[49]。李朝远先生则认为“这种倒写明显是特意为之，器主不可能把本族的族徽倒过来书写”，进而否定“数字卦是族徽”的观点^[50]。

端方旧藏一件西周早期的盘(图十)^[51]，内底铸铭文“”，陈梦家先生说“底下有阳文的相重三角形，三代17.1.2以为铭文，恐是铸工所作符号。此器花文与伊簋相同，故可定为夷王时器。”^[52]张政烺先生释“六六一一六一”^[53]，译写为离下震上，丰卦^[54]。

1976年春，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113号墓(M113.4)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后段的甗(图十一)^[55]，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该器1978年9月出土于凤雏村，笔者通过复核原始材料，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56]。内壁铭文“六六一六六一”，可译写为震卦^[57]，此为由六位数字组成的易卦符号^[58]。1991年4月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双庵村又出土了一件者 鼎(图十二)^[59]，约为西周早期前段，亦藏于岐山县博物馆，内壁铸铭文，有一重卦“六一七六一六”，据《易》可译写为下坎上兑，困卦。同铭的另一者 鼎(图十三)，曾出现在2008年4月的澳门崇源国际春季拍卖会上^[60]。

瑞士玫茵堂现藏有一件西周早期的父乙盉(图十四)，^[61]盖铭作“”，张政烺先生释为“七六七六七六”，转写为《易》下坎上离，未济^[62]。李零先生认为这件盉是商代的^[63]。《图铭》释作“六七六六七六”，并备注“盖铭疑伪刻”^[64]。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变形兽面纹鼎(图十五)^[65]，时代为西周中期中段^[66]，内壁铸铭“八八六八”四个数目字，张政烺先生最初怀疑本为六爻卦，“疑初、二两爻未剔出”^[67]，去信问了沈之瑜馆长，得知“此鼎非常完整，没有修补的痕迹。铭文上下均无锈斑”，后指出这种由四个数组成的是互体卦，用阴阳爻画出则为，坤卦，“鼎铭却以为氏(族)名”^[68]。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件鼎是商末周初的，筮数“可译为《周易》的卦画。按四画互体卦通例求之，当译为《周易》的《坤》卦。“鼎、坤的含义相近，故《坤》卦可以作为铜鼎的象征”^[69]。李朝远先生曾撰文重新介绍了这件鼎，认为“上博此鼎上的四个数字符号应是互体卦的卦爻”，并认为“四个数字的互体卦不应是族徽，也并非‘尚象’，应该是合范浇铸前的策筮”“这是铸器择吉的一种记录方式。上博此鼎上的八八六八，为记录方式的减省，大致可绎读为‘乍宝尊彝吉’”^[70]。《铭图》备注“这是四个数字组成的互体卦卦爻”^[71]。白军鹏先生则认为鼎铭数字卦“这与商周金文中只铸有族氏铭文的那些铜器相同，极有可能是作为族氏铭文的”^[72]。

无独有偶，出土铜器上铸刻四爻卦的现象，不止上述这一件。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东南部的M50出土了两件同铭的龙纹铜方鼎(图十六、十七)^[73]，时代约为西周早期。鼎内壁一侧铸有铭文，整理者释为“九六一白(伯)乍(作)宝尊彝”，九六一当为数字卦，并将鼎命名为“九六一白方鼎”^[74]。白军鹏先生细审铭文拓片，怀疑“”首字“九”下一笔不是泐痕，而是第一个“六”之左面一笔，“六”右面一笔与“九”之捺笔共用一画，此数字卦应是“九六六一”^[75]。并据此指出周初数字卦已经用“九”，鼎铭上这一筮例为张政烺先生讨论的“四爻卦”提供了例证，“然而‘互体’之说存于今者，仅只言片语，很多地方还难以理解。而且就考古发现而言，除‘四爻卦’外尚有‘五爻卦’，若依‘互体’之说，似乎无法解释。因此我们还是同意其‘重新拟测’之法”。鼎铭上数字卦的性质，白先生认为“学者们否定‘数字卦’与族氏有关，前提是承认其为占筮。有些铜器铭文中的‘数字卦’也似乎确与纯粹的占筮有关……但也绝不能因此否认‘数字卦’与族氏有关”“‘九六六一白鼎’中的数字则几乎可以确定是作为族氏的”“不太可能是国名，只能是氏名”，并认为鼎铭“白(伯)”为伯仲之伯，族氏铭文冠于私名前^[76]。吴镇烽先生称作“伯鼎甲”、“伯鼎乙”，铭文释作“又六六一，白(伯)乍(作)宝(尊)彝”^[77]，其意难晓。

不仅食器、酒器、水器上可以铸刻数字卦，一些兵器上也出现了数字卦，如1964年10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河南洛阳市北窑村庞家沟(今属老城区邙山镇)西周墓地M210发掘了三件同铭戈，编号分别为M210.15(图十八)^[78]、M210.23(图十九)^[79]、M210.25(图二〇)^[80]，时代均可断为西周早期，值得注意的是三件戈的内部均铸数字卦“”。张政烺先生说“我当然读为一六一，而读阜阳简则不得不读初九、六二、九三了。这一点对考证易卦阳爻、阴爻的来源十分重要”^[81]。蔡运章先生认为“属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筮数易卦，当释为‘一六一’，即《周易》中的离卦。《易·说卦传》云：‘离为甲胄，为戈兵。’这些戈铭与《说卦传》离的含义相符。”^[82]“这些易卦符号也是铜戈的象征”^[83]。董珊先生在讨论鼎卦戈时，认为戈铭所见的数字卦是取法卦、爻之象，“一六一”“转为八卦都是即《离》卦，《易传·说卦》说《离》的卦象‘为甲胄，为戈兵’，这恐非巧合。戈铭《离》卦，应取离卦之象戈兵”^[84]。

2014年，董珊先生公布了杭州昼锦堂收藏的一件带有数字卦的铜戈(图二一)，并将其时代断为两周之际，戈内部铸有铭文“一六一一一六，曰：鼑(鼎)止(趾)真(颠);鼑(鼎)黄耳，奠止(趾)。五六一一五八，”，可称为“鼎卦戈”。董珊先生将“一六一一一六”、“五六一一五八”两个筮数不同的筮例分别转换为阴阳爻卦，得到相同的两卦，即离上巽下，鼎卦。并认为“在戈上铸卦，应当跟铸器之前举行占筮的迷信有关”“将占筮结果铸于器物上，还有卦象方面的原因……以制器者尚其象……戈铭所见的数字卦也是取法卦、爻之象……《鼎》卦为‘巽下离上’，《说卦》巽为木，离为兵戈，卦象正是在木柲上缚戈兵之形”^[85]。贾连翔先生认爲“一六一一一六”并非数字卦例，而是与之同形的代表阴阳爻的卦画图形，后面附抄了筮书中的卦爻辞，第二个卦例是实占记录。这件器物乃是数字卦与单纯卦画并存的例子^[86]。王化平先生认爲“一六一一一六”是《周易》卦象，紧随其后的繇辞也出自《周易》，只不过是与通行本不同的某个古本。第二个卦象“五六一一五八”确实是数字卦，所用筮法和解卦方法可能与清华简《筮法》相同^[87]。

最后提一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的爵(图二二)，^[88]爵的左柱上铸有“”，刘雨释作“八六七六七”五个纪数字，并认为“其中‘六’字的写法，是以前所未见过的。这样，八卦纪数符号除有三个数、四个数外，又发现了五个数的符号”^[89]。《新收》释作“八六一七六一七”，《近出》释作“八六七六七”，将其断为商代后期。《图铭》则释作“八六七六一七”。从铭文字数看，与其他数字卦多为三爻、四爻、六爻不同，所以这是否一定为数字卦，仍有讨论的必要^[90]。

伴随着新材料日益涌现，学界对于数字卦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一些学者对数字卦与《周易》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与张政烺先生不同的理解，如李学勤先生提到“在商周遗物上出现的数字符号，虽然看来是与《易》卦有关，可是属于《易》的哪一种，还是需要论证的问题”^[91]。李零先生亦认为“从近几年的考古发现看，有不少线索已经表明，大家把所有‘数字卦’都归入《周易》的范畴是不大合适的，整个思路还有待拓广”^[92]。李宗焜先生认为“把数字卦迻译为《周易》易卦，局限性非常大，与相关文献如《左传》、《国语》等的易例也不相应;所有在数字卦与《周易》关系上的推演，主观成分居多”^[93]。近年随着竹简中易卦符号的发现，吴勇、梁韦弦、宋华强等学者先后撰文指出，数字卦和阴阳爻卦是功用不同的两种符号，前者用来记录实际筮占所得之卦，而后者是对筮数的抽象提炼，是“筮占工具书”中的专用符号^[94]。董珊先生认为从数字卦抽象为阴阳爻的过程中，还应存在一个用“八”与“七”、“六”与“九”标举爻性的阶段。并通过分析鼎卦戈的铭文，论述戈铭所见筮法属于《归藏》或《连山》，而非今天熟悉的《周易》^[95]。囿于现有的数字卦材料，特别是《归藏》、《连山》二易材料的缺乏，对这一问题不能遽下结论，有待今后新发现予以证明。

掇拾余义，补充几点作为总结。本文遍检商周青铜器中的数字卦材料，全面搜集整理，共得数字卦24例，涉及铜器凡22件，其中鼎8件、簋2件、甗1件、卣3件、爵1件、盉1件、盘2件、戈4件^[96]。其中出土地可考的器物，多集中出土于湖北(3件)、陕西宝鸡岐山(2—3件)、河南洛阳(3件)一带，从考古学看，都是当时周人活动频繁的地区。陕西岐山一带，属于先周文化遗址的重要地区，作为周人发祥地，古公亶父在周原立国，经过几代经营逐渐扩张，到武王时东灭殷商，建立周王朝，遂将岐周故地分封给了周公、召公^[97]。河南洛阳即成周洛邑，是西周初年周公秉承武王遗志所组织营建的东都，至平王东迁，成为新的政治中心^[98]。至于湖北发现的这三件带有数字卦的鼎，亦与当时周人的活动有关。李学勤先生有文章讨论过中方鼎的时代及背景，说“器铭所记，均与昭王南征之事有关”“出土地孝感，应该就是中受封的䙐地”^[99]。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牵扯的问题则比较复杂^[100]，但已有学者注意到，该墓地青铜器组合上基本遵循了西周早期周人的礼器制度^[101]，出土的鼎以中原周文化为其主要特征^[102]。M50出土的这两件带有数字卦的龙纹铜方鼎，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一地区与周文化有关。

就商周金文数字卦的延续时间而言，时代最早者或可追溯到商代晚期，最晚当为两周之际的鼎卦戈，其他器物则多集中在西周早期，中期仅有一件，即上博藏的八八六八鼎。还有一些误认为数字卦的情况需要辨别：孟宪武、宋镇豪二位先生认为殷墟戚家庄出土的10件爰戈，载有筮数“六六六六”^[103]。我们曾通过排比与其形制、纹饰均类似的戈，认为戚家庄铜戈上铸有所谓“数字卦”的说法不能成立。戈内部边缘的“”形阳文的数量也不尽一致^[104]，这只是为填满镂空花冠鸷鸟纹的空白，属于整体鸟纹的一部分，不能割裂出来视作数字“六”^[105]。另蔡运章先生曾公布过一件战国晚期的成君鼎，认为铭文中“”是筮数“七六六六”的连书，并用四画互体卦解读为《周易》的剥卦^[106]。从时间看，战国晚期金文中仍存有数字卦，是很值得怀疑的。已有学者从文字学角度做了订正，改释为“夫人”二字^[107]。

近年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加，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及时回顾梳理数字卦的研究成果，其价值亦愈显重要。限于篇幅，本文围绕已发现的商周金文数字卦例，总结其出现的时间、地域及器类等相关问题，希望从出土文献角度对早期易学研究有所裨益。以上所论难免有疏漏、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部分引用书刊简称：

《博古》——《宣和博古图》 《啸堂》——《啸堂集古录》

《薛氏》——《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三代》——《三代吉金文存》

《攈古》——《攈古录金文》 《续殷》——《续殷文存》

《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国史金》——《国史金石志稿》

《故铜》——《故宫铜器》 《小校》——《小校经阁金文》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 《铭文选》——《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总集》——《金文总集》 《近出》——《近出殷周金文集录》

《新收》——《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

《北窑墓》——《洛阳北窑西周墓》

《汇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

《美集》——《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

《铭图》——《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铭图续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

《综览》——《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附：本文所涉及的铭文(刻本、拓本、照片)：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简牍学大辞典(14ZDB027);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西周金文异写现象研究(2016002)

[2]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第16—17页，后收入《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3—37页;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3—36页。

[3]刘大钧：《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2000年10月31日于济南)》，《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第86页。

[4]“安州六器”之一，曾著录于《博古》2.16，《薛氏》89.2—90.1，《啸堂》10，《大系》图6，《集成》02785，《总集》1279，《铭图》02382

[5](宋)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录》，泊如斋重修，明万历1603年本，卷二第16页。

[6](宋)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海城于氏影印明崇祯朱氏刻本，卷十第89—91页。

[7](宋)王俅著：《啸堂集古录》，明代影宋刊本，第10页。

[8]1932年文求堂书店影印《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编第21页，南宫中鼎的释文作“…中扬王休命.䵼父乙尊。”铭文末行缺释。1935年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已释作“隹臣尚中.臣□□。”，并说“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1954年版、1999年版、2002年版均同。

[9]《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第33—36页。

[10]唐兰：《两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页。

[11]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管先生自述“往年我也设想过金甲文中这种图形是卦爻，曾写成文稿，因资料太少，不敢自信，只在拙作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的文稿中偶尔提及”，参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141—149页。

[12]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秘书组：《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3页。

[13]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403—415页，后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61—580页，又入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9页;张政烺：《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中国哲学》第14辑，第1—15页，后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第692—705页，又入《张政烺论易丛稿》，第44—63页;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24辑，第1—8页，后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第714—723页，又入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第64—76页。

[14]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探原——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画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8 0年，第1 5 9—1 6 2页;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试说——周原卜甲上卦画初探〉》，《中国哲学》第3辑，第1 3—1 9页。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 9 8 1年第2期，第1 5 5—1 6 3、1 5 4页。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 9 8 1年第9期，第7—1 2页;后收入氏作《周易经传溯源》，长春：长春出版社，1 9 9 2年，第1 7 7—1 9 0页;又入《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 0 0 5年，第1 2 7—1 3 7页。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1 4 1—1 4 9页。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2 0辑，第1—1 4页。徐中舒：《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1 0辑，第3 7 9—3 8 7页。冯时：《殷墟“易卦”卜甲探索》，《周易研究》1 9 8 9年第2期，第1 3—2 1页。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 9 8 9年第7期，第6 3 6—6 4 1页。刘雨：《殷周金文中的象与数》，原《周易与自然科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 9 9 2年，第8 9—9 6页;后入氏作《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 0 0 8年，第2 8 1—2 8 6页。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 9 9 4年第1期，第4 6—5 1页。蔡运章：《论甲骨金文中的互体卦》，《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 9 9 7年1 0月，第1 6 9—1 8 6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 0 0 0年，第2 5 1—2 7 0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 0 0 6年，第4 8—5 1、1 9 8—2 1 5页。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数字卦”的再认识》，《传统与现代化》1 9 9 7年第6期，第2 2—2 8页，后收入氏作《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 0 0 0年，第3 0 6—3 2 0页;氏作《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 0 0 6年，第2 3 4—2 4 5页。季旭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刘大钧編《象数易学研究》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2 0 0 3年，第1 0—3 9页。蔡运章：《商周筮数易卦释例》，《考古学报》2 0 0 4年第2期，第1 3 1—1 5 6页。李宗焜：《数字卦与阴阳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 7本第2分册，2 0 0 6年，第2 7 9—3 1 8页。吴勇：《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周易研究》(续上页注)2 0 0 6年第4期，第4 3—4 8页。梁韦弦：《关于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体系之形成问题》，《周易研究》2 0 0 7年第1期，第1 4—1 9页。张朋：《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 0 0 7年第4期，第7—1 2页。王化平：《从甲骨卜法看数字卦例》，《殷都学刊》2 0 1 3年第1期，第2 1—2 4页。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材料整理与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 4年4月。贾连翔：《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中的用数体系》，《周易研究》2 0 1 4年第6期，第2 9—3 2页。王化平、周燕：《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贾连翔：《数字卦的名称概念与数字卦中的易学思维》，《管子学刊》2 0 1 6 年第1 期，第1 0 1—1 0 3页等。

[15]“八卦数字符号”(张亚初、刘雨)、“符号易卦”(蔡运章)、“易卦符号文字”(徐锡台)、“易卦”(张政烺、曹定云)、“筮卦”(张政烺)、“卦画”(徐锡台、楼宇栋)、“筮数”(李学勤)、“筮数易卦”(蔡运章)以及“数字卦”(李宗焜、李零)等。参看邢文：《数字卦与〈周易〉形成的若干问题》，《台大中文学报》第27期。

[16]曾宪通：《建国以来古文字研究概况及展望》，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21—35页，后收入《曾宪通学术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1—403页;李果仁：《建国以来〈周易〉研究回顾》，《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第44—54页;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材料整理与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17]《张政烺论易丛稿》，第44，54页。

[18]《张政烺论易丛稿》，第54页。

[19]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85—305页;后收入《张政烺论易丛稿》自述部分，第1—3页。

[20]《张政烺论易丛稿》，第26页。

[21]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146—147页。

[22]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第155—163、154页。

[23]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文物研究》第6辑，第197—201页;后收入《周易经传溯源》，第153—160页;后增订为《周易溯源》，第210—220页。

[24]《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3—204页。

[25]《故铜》57，《商周金文录遗》253.1—2，《集成》05161，《总集》5277，《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135，《铭图》13138

[26]《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0、27页。

[27]李朝远：《馆藏青铜鼎探研二则》，《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第11期，第132—145页。

[28]孟宪武：《商代筮卦的几组文物》，氏作《安阳殷墟考古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90页。

[29]可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第351—381页。

[30]《续殷》下74.3，《美集》R520，《综览》盘26，《集成》10016，《总集》6673，《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1990)717 页121，《三代吉金 文存 补》520，《国史金》1230.1，《铭 图》14344

[31]《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0页。

[32]林巳奈夫：《综览》(一)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年，图版第360页。

[33]吴镇烽：《铭图》第2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

[34]《三代》3.18.4，《缀遗斋彝器考释》4.13，《贞松堂集古遗文》2.42.2，《故铜》111，《集成》02373，《总集》0934，《铭图》01855。原名中斿父鼎，张亚初、刘雨通过辨别“”、“”形体特点，指出“”为“史”字省文，改读为“史斿父”，参看《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第156—157页。

[35]《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第33—36页。

[36]《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0页。

[37]《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第155—163、154页。

[38]《中国方术正考》，第212页。

[39]《馆藏青铜鼎探研二则》，第132—145页。

[40]《铭图》第4卷，第13页。

[41]时代为西周早期前段，著录于《三代》6.46.3，《怀米山房吉金图》上22(称彝)，《攈古》2之2.4.2(称彝)，《奇觚室吉金文述》17.13.2，《大系》图95，《集成》03822，《总集》2406(2404重出)，《综览》簋125，《铭文选》133，《铭图》04699。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图95、《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95—96页，也收了这件器，但没有解释。见于著录的还有一件效父簋，2000年11月出现在英国伦敦富士比拍卖行，曾藏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现藏某收藏家，著录于《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2.106，《汇编》399，《集成》03823，《总集》2405，《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105，《宁乐谱》15，《铭图》04700。但可能是伪铭，参隋伦：《〈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图版及著录信息校补(1—10卷)》，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4月，第191页。

[42]《集成》01757，《铭图》01075。

[43]《三代》6.39.5(称彝)，《从古堂款识学》7.6.1，《攈古》2之1.22.2(称彝)，《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上45.2，《小校》7.38.1(称彝)，《集成》10571(称器)，《总集》2250(称簋)，《铭图》04555

[44]原藏清宫，著录于《西清古鉴》15.32，《集成》05020，《铭图》13201。

[45]1969—1977年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墓葬出土的铜爵(M354：2)鋬内有铭文“”，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一文认为是“五五五”，八卦之一的乾卦，李零同意(参氏作：《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7页)。笔者按：商周金文多见“”(如《铭图》00259、03766、03801 等)、“”(如《铭图》00781、01139、01605、03195等)，一般认为是族氏文字(参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77—378页)，故本文不将这类符号视为数字卦。

[46]《三代》12.45.1，《商周彝器通考》图613，《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中13.3，《续殷》上70.3，《故宫》32，《故宫铜器图录》下上126，《故宫西周金文录》34，《集成》04868，《总集》5090，《铭文选》1.100，《国史金》222，《商周青铜酒器》43，《铭图》13174

[47]《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第33—36页。

[48]《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第146页。

[49]《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0页。

[50]《馆藏青铜鼎探研二则》，《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第11期，第132—145页。

[51]原藏端方、山中，后归美国纽约魏格氏。著录于《三代》17.1.2(旧称“盘”)，《陶斋吉金录》3.39(旧称“重屋形盘”)，《续殷》下74.1，《小校》9.68.1(旧称“重屋形盘”)，《美集》A821，《集成》10019(旧“盘”)，《总集》6666(旧称“盘”)，《铭图》14374

[52]陈梦家：《美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152—153页。

[53]《集成》(修订增补本)第7册第5392页释文亦作“六六一一六一”。《铭图》第25卷第387页释作“六一六一六一”。

[54]《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1页。

[55]现藏岐山县周原博物馆，著录于《陕西金文汇编》1.239，《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3.2，《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8期图版柒4、5，《集成》00788，《近出》150，《周原出土青铜器》7.1509，《铭图》03274

[56]如张政烺“凤雏村周初墓葬出土”(《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1页);李零“上引陈全方书，图版7页上，1978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中国方术正考》第213页);《陕西金文汇编》拓本目录表13页“1978年9月，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355页380“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社员秋种犁地时发现一座西周青铜器窖藏”等，以上记载关于六六一六六一甗的信息均有误，从出土时间、地点及甗的尺寸重量等信息看，笔者认为以上四处所提到的甗实际上是另一件没有铭文的夔纹甗(参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988—995页)。

[57]《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1页。

[58]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0页。

[59]《文物》1992年6期77页图4.1，《近出》252，《新收》652，《铭图》01073

[60]《中国古董》(2008年)36，《铭图》01074

[61]原藏日本某私人，曾借予奈良宁乐美术馆，现藏瑞士玫茵堂。著录于《汇编》8.1125(摹本)，《泉屋清赏新收编》第3册图250，《宁乐谱》30页10，《综览》图版206页盉30，《集成》09372，《玫茵堂藏中国铜器》

[62]《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0页。

[63]《中国方术正考》，第208页。

[64]《铭图》第26卷，第157页。

[65]《续殷》上7中，《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第11期139页图18，《铭图》01300。

[66]李零则认为是商代的，参氏作《中国方术正考》，第208页。

[67]《张政烺论易丛稿》，第10页。张亚初、刘雨同意其观点，认为下面仍有两字(参看《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第157页图二24、160页)。

[68]《张政烺论易丛稿》，第59—63、68—76页。

[69]蔡运章：《论甲骨金文中的互体卦》，《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10月，第169—186页。

[70]《馆藏青铜鼎探研二则》，第132—145页。

[71]《铭图》第3卷，第15页。

[72]《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数字卦鼎及相关问题》，第92页。

[73]鼎一(M50：12)：通高23.7、口径横18.6、口径纵14.5厘米、重2230克，著录于《考古》2012年7期37页图版九4、56页图版六4，《湖北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228页。鼎二(M50：13)：通高23.7、口径横18.6、口径纵14.5厘米、重2230克，著录于《湖北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228—229页。

[7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第36—38、54页。

[75]从后来公布的铭文照片来看(参《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28—229页)，“九”之捺笔与“六”之左笔不相接，释为“九六六一”是对的。

[76]白军鹏：《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数字卦鼎及相关问题》，《考古》2014年第12期，第90—93页。

[77]吴镇烽：《铭图续编》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133页。

[78]《文物》1996年7期64页图21，《北窑墓》104页图57.3，《近出》1074，《新收》344，《铭图》16501。

[79]《文物》1996年7期64页图22，《北窑墓》102页图56.11，《近出》1075，《新收》345，《铭图》16502。

[80]《文物》1996年7期64页图23，《北窑墓》104页图57.2，《近出》1076，《新收》346，《铭图》16503。

[81]《张政烺论易丛稿》，第36页。

[82]蔡运章：《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文(简论)》，《文物》1996年7期，第66页。

[83]《论甲骨金文中的互体卦》，第180页。

[84]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4年1月8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2207。后收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第68—88页。

[85]《论新见鼎卦戈》，第68—88页。该戈又见吴镇烽：《铭图续编》第4卷，第234页。

[86]《数字卦的名称概念与数字卦中的易学思维》，第101—103页。

[87]王化平：《鼎卦戈再探》，《“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会议论文集》，西南大学，2016年11月，第244—149页。

[88]陕西宝鸡市公安局打击走私文物时缴获，约为西周早期。著录于《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21页图4，《近出》905，《新收》1946，《铭图》08577。

[89]刘雨：《殷周金文中的象与数》，后入氏作《金文论集》，第282页。

[90]张政烺(《张政烺论易丛稿》第65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213页)还提到赛克勒氏所藏的一件鼎，鼎上有数字卦“八五一”，具体情况不详，姑录此待考。

[91]《周易经传溯源》，第154页。

[92]《中国方术续考》，第234—245页。

[93]李宗焜：《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2分册，2006年，第279—318页。

[94]《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第43—48页。《关于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体系之形成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第14—19页。宋华强《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简帛研究网，2006年8月17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06。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313页。

[95]《论新见鼎卦戈》，第68—88页。

[96]近年考古发掘还出土了一些可能与青铜器铸造有关的带有数字卦的陶范，如《铭图》19926、19927、19928、19930、19931等，时代多为商代晚期。

[97]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7、56页;霍彦儒、辛怡华主编：《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序言部分第1页。

[98]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99]《周易溯源》，第213—215页。有关“昭王南征”问题，亦可参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1页。

[100]杨勇：《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2期，第5—12页。

[101]朱凤瀚：《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第67—69页;朱凤瀚：《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第59—61页。

[102]陈振裕：《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第74—75页;张昌平：《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第75—76页。

[103]孟宪武：《商代筮卦的几组文物》，氏作《安阳殷墟考古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90页、彩版一九。宋镇豪：《谈谈〈连山〉和〈归藏〉》，《文物》2010年第2期，第48—58页。

[104]族戈内部边缘的“”形 的 数 量 不 一，或3 个(《铭　图》16015)、4 个(《铭 图》16012)、5 个(《铭 图》16010)，甚至多达6戈(《铭图》16009)。

[105]李红薇：《殷墟戚家庄出土所谓“筮卦”戈的讨论》，未刊。

[106]蔡运章：《战国成君鼎铭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第44—48、65页。

[107]王其秀：《成君鼎铭补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