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籍研究 总第66卷
1.8.2 《上博八·李颂》首句疏释
《上博八·李颂》首句疏释

侯瑞华

《上博八·李颂》是一篇楚辞体文献,整理者曹锦炎先生指出:“内容是以李树为歌颂对象。辞中以‘素府宫李’即普通人家园子里的李树,与作为‘官树’的桐树作对比。”[1]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的《〈上博八·李颂〉校读》及相关网络评论对此篇字词的释读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认为“整篇简文与‘李’无关,而是咏‘桐’的一篇小赋。”[2]其后研究诸家尽管在个别字词的处理上续有补充修正,但简文中的“李”皆不认为是指李树,而桐树说则基本为各家所接受。总结性的论著如李晓梅女士的《上博简与清华简诗赋文献校注》即将此篇改称《桐颂》[3]。然而本篇“桐”字仅于首句一见,究竟是不是指桐树我们认为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本文即在各家考释的基础上主要针对简文首句作一些疏释,疏陋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上博八·李颂》第1简正的开头作:

(吾)官梪,桐(且)(怡)可(兮)。[4]

以上是整理者曹锦炎先生的释文。“读书会”将此句释读作“(相)(乎)官(棺)梪(树),桐(且)怠(治·之部)可(兮)”[5]。其后研究诸家基本赞同读书会的隶定,“怠”字高佑仁先生认为“严式隶定最好将“口”省略”。至于字词的疏通,则存有较大分歧。除上引二说外,“官”字王宁、陈伟二位先生读为“馆”,意为“馆舍”[6]或“住宅、宫馆”[7];陈民镇先生读为“灌”,认为“‘灌树’指丛生的树木”[8]。“”字侯乃峰先生(网名“小狐”)针对读书会的释读指出似可读为“作”。“”字陈民镇先生认为“疑读作‘始’,训生息”[9]

“相”简文字形作“”,右下部明显有一“又”形。相同构形的“相”字楚文字中习见。如(《望山楚简·1》简7)、(《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简6)、(《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简9)、(同上·简10)、(同上·简15);所从之“又”乃楚文字中常见的赘旁。所以当从读书会隶定为“”。“相”即视、看之意。“”简文字形作“”,我们认为整理者和读书会的隶定均有问题。该字的下部所从绝非“心”字,而是“口”字。本篇其他心字和从心之字有“”、“”、“”、“”,与所从显然有异。(本篇“氏古”后面的文字我们认为与前文并非出自同一书手,所以不以其中字形为据。但至少可以看出其心字写法与所从有明显的不同。)本篇书手书写心字的笔画是三画,而字下部显然只有两画。而且心字的一个特征是开口在上部闭合或呈收敛,而字下部所从显然是侈口。心字中间的一横笔多是向上的弧线,而该字显然是一笔横画。另外可以参看鄂君启节的“台”字,即作“”。同字《上博五·三德》简16有作“”,《上博五·三德》简20作“”,皆可为证。李守奎先生在《上博一—五文字编》“怠”字头下加按语:“与‘心’旁有别。疑是‘口’旁的变形。”[10]徐在国先生在《上博楚简文字声系(一至八)》中指出“台,或作(新蔡甲一简24)、(新蔡乙四简126),下部所从的“口”或作,或认为是‘心’,不确,乃是横穿笔画。”[11]所以《李颂》此字可分析为从口声,即《说文》训为“说也”的“台”字。段注云“台说者,今之怡悦字”。所以文中完全可以读如字而不必通读为“怡”。

”字在楚简中既可用为“吾”,也可以用为“乎”,如《清华简一·尹诰》简3“于(呜)=(呼,吾)可(何)(祚)于民”[12]。此处下文言官树,不管是照整理者所说解为国家的或公家的树,或是道旁树,还是读为“馆树”、“灌树”,前面都不应该用具有领属意义的第一人称“吾”。(公家的树、道旁的树、野外丛生的树何以称吾树? 馆既训为客舍,又何从而称吾?)所以这里应该读为“乎”。如《诗经·小雅·伐木》“相彼鸟矣”,《诗经·小雅·小弁》“相彼投兔”,《诗经·大雅·公刘》“相其阴阳”,《诗经·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都是在“相”后有一个意义比较虚的指示代词,这里的“相乎官树”与上揭诸例并无本质不同,“乎”就相当于“彼”或“其”。

对“官”字的解释众说纷纭。读书会将其读为“棺”,这种看法似乎缺乏坚强的证据;陈民镇先生读为“灌”虽然在音上有相通的可能(同属见母元部),但是没有可靠的文献例证可以证明两者相通;况且灌树多指矮小之木,恐怕非是。剩下读如字或是读为“馆”两种观点的可能性较大。在包山简中“官”多用为“馆”[13],且文献中亦有较多的辞例可证[14]。但是读为“馆”有一个地方不太容易解释,即如果是指作者所寓居的馆舍,那么下文的“木斯独生,榛棘之间兮”就与之牴牾了。生在榛莽荆棘之中显然应该是在野外,如果是馆舍的话怎么会有这些恶草杂木存在? 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读如字比较可靠。曹锦炎先生指出官树是“国家的或公家的树”,并且提及“后世也有称官道旁公家所植的树为‘官树’”[15];黄浩波先生引顾炎武《日知录》“官树”条为证将其解释为行道树[16],我们也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

“桐”字字形上没有疑问。整理者认为本篇是以桐树和李树进行对比,但是后来学者的研究几乎都认为是歌颂桐树而非李树,不少学者已经将此篇径称为“桐颂”。这两种观点尽管有分歧,但是对“桐”字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都认为“桐”指的是桐树。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存疑。如果“桐”为桐树的话,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是“且”字该作何解释? 然而关于这一点诸家大多是含糊其辞。曹锦炎先生指出:“且,提挈助词”[17]。杨伯峻先生在其《古汉语虚词》里指出“且”字“偶也用作提挈助词”[18],但是似乎这种意义上的且字一般是在句首出现,如《孟子·公孙丑上》:“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韩非子·难二》:“且婴家贫,待市食而朝暮趋之,不可以违。”《史记·魏世家》:“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所以“桐且台兮”的“且”字不应当解释为提挈助词。至于单育辰先生把“且”解释为“将要”,就更难将句子读通。因为文句中并未出现时间序列或是事件进展的过程,不应当突然言及将要;而且解为将要的话,“且台”一语亦殊觉不通。另外一点诸家可能注意到但是没有明说,《楚辞·九章·橘颂》的首句“后皇嘉树,橘徠服兮”与《李颂》的首句“相乎官树,桐且台兮”可以进行对比。尤其是“橘徠服兮”和“桐且台兮”,在句式上似乎有着一致性。比照之下,这或许可以证明“桐”指的是桐树。但《橘颂》中的“徠”字屈学诸家多解为来,姜亮夫先生在《重订屈原赋注》中指出“徠服义不可解,诸家说亦不安处。”[19]不管怎样理解,总之诸家是将“来”字解释为动词。如此与《李颂》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相似仅仅是表面上的。综合上述考虑,我们认为“且”在此处当用为最常见的连词意义,在这里是连接两个并列的形容词成分。如《上博一·孔子诗论》简6“贵(且)㬎(显)矣”[20],《上博一·缁衣》简14“(吾)大夫龏(恭)(且)佥(俭)”[21],《上博四·曹沫之阵》简16“上下咊(和)(且)咠”[22]。“桐”非名词桐树,这里应该读为“通”,是形容词,训为通达。“桐”为定母东部字,“通”为透母东部字。透、定二母都是舌头音,又韵部相同,故二字音近可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桐”字下引汉史晨后碑“桐车马于渎上,‘通’作‘桐’”[23]可证。特别是《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歌》:“桐生茂豫,靡有所诎”。颜师古注:“桐读为通,茂豫,美盛而光悦也。言草木皆通达而生,美悦光泽,各无所诎,皆申遂也。”[24]同样是描写草木,与简文的“桐且台”的形容若合符节。“桐”即是指草木生长的通达茂盛,“台”是指草木形象的美悦怡人。“相乎官树,桐且台兮”即是在说:看那官树,生长得通达茂盛又美悦怡人。与之相类似的句式如《诗经·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沦猗”。“猗”字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言:“‘漪’,汉石经作兮,释文作猗,与书秦誓‘断断猗’大学引作兮正合,是知猗即兮也。正义释诗云‘猗皆辞也,亦谓猗即兮耳’。”[25]所以“官树桐(通)且台兮”正如同“河水清且涟兮”,都是“且”字连接两个并列的形容词来修饰主语。

如果上文所述不误的话,那么本篇的歌颂对象到底是桐树还是李树就有必要再作探讨。桐树说的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首句“桐且台兮”,一是下文的“凤鸟之所集”(此从读书会释读,“凤”原作“”,曹锦炎先生释为“鹏”);李树说的根据主要是简1背的“索府宫,木异类兮”句。先秦文献中“鹏”并不是很多见,也基本上是突出其身躯庞大的特点;凤则被视为祥瑞的象征,以简文文意来看,无疑是通过“凤鸟之所集”来夸饰官树的嘉美。所以诸家多将“”字读为“凤”,我们也赞同这种读法。而梧桐落凤凰的典故是人们熟知的,由此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简文所言当为桐树。然而这种看似前后一贯的推论实际是建立在对首句“桐”字的误解之上的。检覈先秦两汉的文献,我们发现凤鸟所落的也未必是桐树。凤首先是鸟类之灵,如《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羽虫之精者曰凤”。而后成为祥瑞乃至治世的象征,如《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荀子·哀公》:“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是以凤在列树,麟在郊野”,这里也只是说“至”和“在列树”。而《礼记·礼运》赞美圣王之治时就说“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在汉人那里,不仅有《春秋繁露·王道》:“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韩诗外传·卷五》“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更有直接落到地上的,如《论衡·吉验》“元帝之初,有凤凰下济阳宫,故今济阳宫有凤凰庐。”同书《奇怪》“光武皇帝产于济阳宫,凤凰集于地,嘉禾生于屋。”所以凤鸟所落不一定就是梧桐树,它只是一种祥瑞的象征。在本篇简文中为了夸饰官树而言及凤凰,是并不奇怪的。因此“凤鸟之所集”并不能成为简文歌颂桐树的直接证据。

而“索府宫,木异类兮”一句问题更多。曹锦炎先生将之读为“素府宫李”,“意思是普通人家园子里的李树”[26]。黄浩波先生以“李”字《说文》古文作“杍”,而以为通“梓”。将此句读为“索俯躬梓”,以为索乃离群索居之意。将此句解为“梓树独自俯身,与众木不同”[27]。王宁先生认为“这里是说桐树本身所有之事物之状”,并指出“‘索府’即‘素柎’,谓白色的花房;‘绛理’谓红色的木纹理也。”[28]鲁鑫先生将“李”读为“士”,认为“‘素府宫士’与‘白屋之士’含义相仿,均指在家不仕的有道处士。”[29]蔡靖泉先生认为“‘索’通‘素’,朴素,寒素。‘府’,府院。‘宫’通‘躬’,自身,亲自。”指出此句意为“在寒素府院里躬亲料理”[30]

我们认为以上诸说在文意上似乎均有不惬。一些通假也过于宽泛,缺乏坚强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索府宫”可以与前文的“胃(谓)群众鸟”相比照。两者在句式上应该是一致的。“群众”是同义形容词连用修饰“鸟”;“府宫”是同义名词连用,修饰“”。“”即“李”,不管是指人还是指树,总之是一名词。如此将两句合观,则“索”字为动词无疑。“索”就是常见的索求之意,如《楚辞·离骚》:“凭不厌乎求索”、“吾将上下而求索”、“索藑茅以筳篿兮”。“索府宫李,木异类兮”也就是说要寻求府宫中的李,就要找像特立独行的官树那样的。如果这个推论不误的话,“李”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如鲁鑫先生所说是指人,一种如曹锦炎先生所说是李树。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可以讲通:如前说,《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正义》曰:“《襄八年传》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传》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异,为注则同,都不解理字。《周语》行理以节逆之。贾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国语》,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则两字通,本多作理,训之为吏,故为行人、使人也。”[31]已经把“李”讲得很清楚了。其实也不烦改字,结合简2有“和物以李(理)人情”一句(虽然非出于同一书手,且与前文无关,但是至少可证明“李”有用为“理”的用法)这里的“李”也可以读作“理”,但是训为吏。“索府宫吏”即指如果寻求能在朝廷任职的官员,就要找像那异于他木、独善其身的官树一样的人。

如后说,这里的“李”也未尝不可以是李树。在上文我们曾讨论了官树即是路旁所种的树,黄浩波先生曾据《日知录》所引《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来证明简文所描写的对象是梓树。然而《日知录》同条尚有:“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犹是人存政举之效。”[32]可见行道树并不是只有桐树或者梓树。所谓“子产相郑,桃李垂街”,《太平御览》卷九六七引《说苑》佚文有“公孙侨相郑,路不拾遗。桃李垂街,人不敢取”;《吕氏春秋·慎大》则言“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又《淮南子·时则训》“三月官乡,其树李”;皆足以证明李树也常常作为行道树被种植在路旁。而宫廷园囿往往种植李树,如《西京杂记·第一》所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有“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出鲁。羌李、燕李、蛮李、侯李。”因而府宫李很可能是指府宫中所种植的李树。结合简文考虑,作为道旁树的李树尽管处在“榛棘之间”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但是仍然有着美好的品行。所以“索府宫李,木异类兮”即是说府宫中所要种植的李树,也应当寻求像官树那样的。

对于上面两种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简文通篇歌颂的是李树而不是桐树,更不是李树与桐树对比。我们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两点,提出供大家参考:首先是简文中的“木斯独生,榛棘之间兮”,这两种意象的对比很值得我们注意。《韩诗外传·卷七》:“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其刺焉。”类似的话还见于《说苑·复恩》:“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毋已树而择之。”而《楚辞·七谏·怨思》有“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离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可见蒺藜、荆棘都是象征着恶人或者阻挠,而桃李则为良好嘉美的象征。其次是“忨(愿)岁之启时,思乎树秀兮”,曹锦炎先生已经指出“‘岁之启时’,新的一年开始之时,亦即立春之时,犹《楚辞·九章·思美人》言‘开春发岁兮’,‘开’、‘发’皆训始,指来年开春始岁之时。”[33]“思”曹锦炎先生训为“想望”,读书会读为“使”[34],似乎有些迂曲。前文明言“忨(愿)岁之启时”,“愿”和“思”乃是对举见义。《诗经·大雅·文王》“思皇多士”,郑笺:“思,愿也”。所以仍以整理者意见为确。岁之启时既然指开春始岁的时候,先秦文献中记载李始华正是在仲春之月,而桐始华则已经在季春之月。(可参看《吕氏春秋·仲春纪》《淮南子·时则训》)相比较而言自然是李树更符合这个时间。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安徽大学郝士宏教授的指导,谨志谢忱!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注释】

[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2]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上博八·李颂〉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7月17日。

[3]李晓梅:《上博简与清华简诗赋文献校注》,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第231页。

[5]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上博八·李颂〉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7月17日。

[6]王宁:《〈上博八·李颂〉通读》,简帛网,2011年10月18日。

[7]陈伟:《楚简册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24—325页。

[8]陈民镇:《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43页。

[9]陈民镇:《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邯郸学院学报》,2 0 1 3年第3期,第4 3页。

[10]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488页。

[11]徐在国:《上博楚简文字声系(1—8)》,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1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33页。

[13]李守奎先生指出“按:楚之官多读为馆,即馆之本字”,参见李守奎等《包山楚墓文字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

[14]参见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4页。

[15]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232页。

[16]黄浩波:《读〈上博八·杍颂〉札记》,简帛网,2011年8月23日。

[17]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232页。

[18]杨伯峻:《古汉语虚词》,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页。

[19]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5页。

[20]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2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90页。

[22]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第253页。

[23](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第35页。

[24](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5页。

[25](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26]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241页。

[27]黄浩波:《读〈上博八·杍颂〉札记》,简帛网,2011年8月23日。

[28]王宁:《〈上博八·李颂〉闲诂》,简帛网,2011年8月29日。

[29]鲁鑫:《〈上博八·李颂〉缀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3年6月8日。

[30]蔡靖泉:《上博楚简〈桐颂〉与屈原〈橘颂〉》,《晋阳学刊》,2014年第4期,第17—19页。

[3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1页。

[32](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8页。

[33]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242页。

[34]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上博八·李颂〉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