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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研究 总第66卷
1.7.2 《文选集注》所见唐前佚文辑校——以永明诗文为考察核心
《文选集注》所见唐前佚文辑校——以永明诗文为考察核心

魏晓帅

古钞《文选集注》作为一部在东瀛新发现的《文选》版本,最早见诸史载是在日人新见正路《赐芦文库书院储藏志》之中,时当公元1838年左右[1]。此集注本的体例是在六十卷李善注本的基础上,每卷一分为二,扩充为一百二十卷。注文按照李善注、《文选钞》、《文选音决》、五臣注、陆善经注这样的次序排列,最后常有集注本编者所作案语,指出各本差异。该本与传世各刊刻本有很大的不同,在选学领域中具有重要的版本与史料价值。虽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一钞本的编者和成书时间等相关问题仍在讨论中,但对于此钞本乃“毫无疑问是流传至今保存着浓厚唐代钞本面貌的极珍贵的文献”[2]这一判断,中外学者大都能够认同[3]

作为一种《文选》的集注本,今见残卷保留了大量早已失传的文献资料。从大处而言,《文选钞》、《文选音决》乃至陆善经注均仅见于此,这三家注释,本已失传千年。尽管在汇录时经过了编者的节略,然而,这三家注竟据此得以保留于今,已然是弥足珍贵。所以,集注本中的这三家注本身就是古籍辑佚的重要内容。

从小处言之,集注本中的各家唐注在注释时,征引了大量的先唐各部典籍。有的称名征引,有的未称名。对于称名征引的这些典籍,多有不存于今者,虽然其中多是一鳞片甲,但由于原书已佚或残缺,这些材料就显得很珍贵了[4]。在这方面,《钞》与陆注中可资辑佚的材料较多,而现有的一些辑佚书或囿于闻见,未见有效地利用。此书,自近代以来始为国人所知,但是,在古籍辑佚方面尚未引起有关学人足够的重视。虽然较早利用此书的余嘉锡先生,已经开始抄录相关已佚文献为《世说新语》作笺疏[5],但不无遗憾的是,系统性地借助是书从事古籍辑佚的工作,似乎还不多见。今见《文选集注》虽然仅存24卷,但其中保留了永明时期8位作家(沈约、谢朓、任昉、王融、范云、陆厥、王俭、江淹)的31首诗和9篇文。今试以这一时期诗文所附唐人注释为核心,钩稽相关业已亡佚的先唐各部文献如下[6]

1.卷59谢玄晖《直中书省一首》“紫殿肃阴阴”句,《钞曰》:“《世说》曰:武帝于甘泉宫有紫殿。阴阴,深沉之貌。”

案:此条材料中所引《世说》,未详所指,汉代刘向曾著有《世说》一书,但早佚。《隋书·经籍志》于刘义庆《世说新语》亦称为《世说》,今详审《钞》注引文,乃言汉武帝时事。对刘义庆《世说新语》一书叙述的时限问题,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起自汉末断至江左,《四库全书总目》承其旧说,亦言“上起后汉、下迄东晋”,果如此,则此条当非出自该书。但余嘉锡先生乃举出《规箴篇》有东方朔、京房各一事,《贤媛篇》有陈婴母、王明君各一事,指明“其书托始于前汉之初,黄氏谓起于汉末,非也”[7]。因此,此条有可能出自《世说新语》一书,又刘向《世说》不载于《隋书·经籍志》,应早已亡佚,《文选》诸唐注家当无由得见。《李善注》凡引《世说新语》十二条,均简称“《世说》曰”云云,除了卷四〇《奏弹王源》注文所引不见于今本外,其他各条所引均为《世说新语》正文,而非刘注。综上,此条当出义庆所辑。今本《世说新语》先后迭经宋晏殊、董弅董理剪裁、增损,不能不与原本有所不同。查今本《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文,又叶德辉《〈世说新语〉佚文》[8]、王利器《〈世说新语〉佚文》[9]、范子烨《〈永乐大典〉残卷中的〈世说新语〉佚文与宋人批注》[10]等皆无此条材料。又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从唐宋类书中钩稽大量遗文,对《世说新语》原文有较全面的考察,辑出许多为宋人删去的原文,颇有所得,然《钞》注此句亦不见载[11]。条目全文亦当如范说为宋人所删,仅此一句因《钞》注所引而留存于世。又乐史《太平寰宇记》引“《三辅黄图》曰:汉武帝起紫殿,雕文刻镂,以玉饰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于紫殿。”[12]与本条所记一致,当可相互印证。

2.卷59谢玄晖《直中书省一首》“风动万年枝”句,《钞》注:“《洛阳宫殿部》曰:圡橿,一名万年。然万年树名也。”《洛阳宫殿部》即《洛阳宫殿簿》,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两《唐书》著录三卷,均不著撰人姓名。此书应早亡,只是在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以及经史注本如《尔雅翼》、《三国志注》中偶被征引,但此条材料不见于现存史载。

案:汉唐间方志,今有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共辑得439种失传方志,《汉唐地理总志钩沉》辑得69种;又,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从《类要》中辑得大量亡佚文献,今见是书方志类内容达七卷之多,唐雯从中共辑得92种。《汉唐方志辑佚》列有《洛阳宫殿簿》一书,作者不详。此书,《隋书·经籍志》言一卷,但是《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三卷,又《类要》卷十三《古今宫殿名》亦言“《洛阳宫殿簿》三卷”[13],似乎作三卷为是,刘著从类书以及四部书的注本中辑得《洛阳宫殿簿》计26条佚文[14],“圡橿,一名万年”一句不见于其中,今据《钞》注当补入。

3.卷59谢朓《始出尚书一首》,“惟昔逢休明,十载朝云陛”,《钞》注:“惟,思也。《汉武故事》云:武帝有三云殿。此陛即三云殿之阶也。”

案:此条材料,不见于今本《汉武故事》。四库馆臣在此书的《提要》中说:“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15]由此可知,今本此书尚有许多佚文,洪颐煊《经典集林》卷十五从类书等相关传世文献中辑得二卷[16],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17]、鲁迅《古小说钩沉》[18]亦续有所辑,而《钞》注此条,当应补入。又《太平御览》引“《西京杂记》曰:汉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幕于甘泉紫殿,谓之三云殿。”[19]

4.卷59谢玄晖《郡内登望》“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句,《钞》注“《宣城记》曰:陵阳,山名。陵阳子明学仙之所,至宋宋(当为衍文),改宣城县为宣城郡。春谷属宣城郡也。”

案:《宣城记》,纪义撰,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言《荆楚岁时记》已采用是书,断定纪氏当为晋宋间人,王书辑得五条[20];后王仁俊又辑得一条[21];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据《荆楚岁时记》认定纪氏为晋宋间人,刘著辑是书仅得4条佚文[22],且均已见于《汉唐地理书钞》。《钞》注引文均未见以上辑本,当补入。

5.卷62江淹《郭弘农游仙璞》题下,《钞》注“雷居士《豫章记》云:‘吴猛与璞以术数相善,同在王敦府,知敦将害璞,而问曰:卿命尽几何? 答曰:下官命尽中时。又问猛之为寿几何,璞云不可量也。既而害璞,又建收猛,猛入壁中,忽然不见,仍于津渚附载远南。猛自执政,使余人乘舟,甚密闭,轮户舫主不解所以久,窃窥之,果见两龙夹舟而行山上。曰未(兴)而至宫停,故得免祸。’(《豫章记》)又云‘上辽道西,昔有石姥宫,有大蛇,长十丈。行者(吸)皆之立而吞。前后不知所食之多少,而白骨为山矣。辽道是七郡桂州行之要,不可以绝。猛乃率弟子而往,蛇闻猛至,逃于穴中。气势嚣赫,独难可犯,猛乃(悉)鬼神相与制之。蛇出穴,头高数丈,猛乃于后以脚蹑之,弟子加斤斧焉。大蛇虽死,独有小蛇,长数丈,得逸去。今已能衔人,渡江人犹惊畏之,俗云此蛇蜀地之精,故特盛也。’”

案:《豫章记》,据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言,为刘宋雷次宗[23]所作,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亦早有辑本,惜已不存[24]。上述材料言郭璞、吴猛事均不见于刘著所辑《豫章记》诸条,唐雯又从晏殊《类要》中辑出刘书未见之“石姥宫”一条[25],加上此处所辑,今知共计有十三条[26]

6.卷62江淹《殷东阳兴瞩仲文》题下,《钞》注:“……《续晋阳秋》云:刘毅慱才好士,以仲文早有令名,深相礼重。何无忌甚慕之,自以进达之,令府中才士孙(殷)阐、孔宁之徒并称,撰文义以待焉。仲文既失志,恍忽(惚)不知如此,遂相忌踈,唯遣笺疏而已。无忌甚以傲,忽而轻也,大以为憾。及朝臣议欲北代(伐),无忌曰:方今殷仲文、桓玄为腹心之疾。舍近事远,非长策也。遂因此而陷仲文焉。”

案:《续晋阳秋》,刘宋檀道鸾撰,清人汤球《众家编年体晋史》[27]辑得143条,黄奭辑4条,《钞》注中言殷仲文与何无忌事未见载。今案《晋书》本传言“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行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伯符’。何无忌甚慕之,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令府中文人殷阐、孔宁子之徒,撰义构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伤之。时属慕容超南侵,无忌言于刘裕曰:‘桓玄、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为忧’。义熙三年,又以仲文与骆球等谋反,及其弟南蛮校尉叔文并伏诛。”[28]由此,《晋书》中记载殷仲文得罪何无忌之事,当源出《续晋阳秋》也。

7.卷79任彦昇《奏弹刘整》题下注,《钞》曰:“《梁典》云:西阳王内史刘寅与庶弟整同居,有奴婢四人,后家贫,将奴质钱,后又赎得之。寅后死,有二子,长曰逡,次曰师利。整乃与嫂分财,家中资物,整将去,唯有兄在日遣二奴兴易,经久不归,乃将与嫂。后经七年,二奴始归,乃大得财物,整又欲索之。其侄儿师利曾远行,乃逢雨,投整墅上,经得十二日。后整计食小斗六升米。乃来向便之处索米,嫂未有,乃将嫂犊车襜帷为质,后得米往赎,始还。又来嫂家无礼大叫,使婢打嫂,伤臂,并打侄儿。嫂范不胜欺苦之甚,故诣御史台诉。任昉得此辞,勘当得实,故奏弹之。”[29]

案:《钞》注中所谓《梁典》,今知分别有刘璠以及何之元两人各作同名之书,二书均佚。民国陶栋《辑佚丛刊》曾辑刘璠《梁典》,得齐明帝等十三人事迹;辑何之元《梁典》得12条[30]。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31],又辑何之元《梁典》得19条。而《钞》注中记载刘整事迹均不见载,今据集注本虽未明了《钞》注所引究竟出自刘璠抑或何之元之本,但此条材料自当宝之。

8.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荐名宰府,则延誉自高”句下,《钞》曰:“《梁典》云:高祖迁为司空,王俭下东阁祭酒,从此(背)齐高武帝爵。”

案:此条下,李善注“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迁仪同,王俭东阁祭酒。”陆善经注“何之元《梁典》曰:高祖为法曹,以后进之秀,与沈约等八人为竟陵王文学。”这里李善和陆注均注明出自何之元,《钞》注内容与李善和陆注所引均不同,善注和陆注的不同可能是摘录同书不同时期的材料所致;而《钞》和善注显系注释同一事由,二者的不同只能说明他们不是出自同一种书。颇疑此处《钞》注实为出自刘璠之书。

9.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推毂樊、邓,胡尘罕尝夕起”句下,《钞》曰:“樊、邓,二地名,在南阳界。《梁典》云:高祖据樊城。时为司马,在雍州界。言北胡畏之,不敢夜行。”

案:此条下李善注曰:“何之元《梁典》曰:虏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据樊城。《汉书》冯唐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善注与《钞》注均有“高祖据樊城”一句,怀疑此处《钞》注所引亦当出自何之元。

10.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曰:隆昌元年,高祖拜中书侍郎,西昌侯废郁林,使高祖领直台,内迁黄门侍郎。”

11.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建武惟新,缔构斯在”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曰:明帝建武二年,魏将刘昶、王肃围司、雍,遣高祖救之,大败魏人,以功封建阳县男。”

12.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代马不敢南牧”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云:建武二年,高祖除司州刺史。”

13.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推毂樊、邓,胡尘罕尝夕起”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云:建武四年,魏主帅百,分侵南阳诸城,高祖(往)授。五年,与崔慧景俱顿邓城。俄而,北军大至。慧景众大奔,高祖令士皆持涕满由别道归,故一军不败,还镇樊城。明帝崩,遗诏授高祖雍州刺史。”

案:上面第10至第13条言萧衍数事,均不见载于陶栋《辑佚丛刊》以及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文中。

14.卷79任彦昇《奏弹曹景宗》“王师薄伐,所向风靡”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云:天监二年,魏司州。”

案:陆善经注引此条亦不见于陶栋《辑佚丛刊》以及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文中。另,集注本此注应有脱漏,“魏司州”中间当脱漏一“寇”或“犯”字。

15.卷79任彦昇《奏弹曹景宗》“是以淮徐献捷,河兖凯归”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云:进北徐州刺史昌义之冠军将(军),先是,魏人来侵,义之却□有功。(《梁典》)又云:柳庆远及魏人战于小岘,魏人大败,众军凯还。”

16.卷79任彦昇《奏弹曹景宗》“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句下,陆善经注曰:“《梁典》:道恭以五月卒,七月城陷。”

案:此条与第15条陆善经注中引《梁典》三则材料,亦不见载于陶栋《辑佚丛刊》以及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文中。如前文所述,《梁典》有何之元和刘璠两人各作之书。据统计,今见《文选集注》中,明确注引自何之元《梁典》者,李善注计有六次,陆善经注一次(已由唐燮军辑出);未注作者仅称《梁典》者,陆注计有八次,《钞》注三次。正因如此,唐燮军仅辑录了明确出自何之元书的一条佚文,其未注作者数条,一概未录,可以看出处理之分寸相当审慎。其实,这里可以稍作考辨,笔者认为这些没有注明作者的佚文,也当出自何之元书中。善注六次引用,均注明是何之元(集注本李善注两次引刘璠《梁典》[32]),而陆注九次中,仅一次注出何之元,而且这也是第一次称引[33],其他八次虽未明确注明作者,但都在这条之后。如果我们考虑到《文选集注》有“去同存异”[34]的编辑体例,即以李善注为基础,虽集众家之注为一本,但是善注之后的《钞》、《音决》、《五臣》以及陆善经注,仅保留与李善不同者,删去与李善相重复的注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善注每次称引均清楚注明引自何书,是因为保留了李善单注本最初的面貌,与刊刻本系统的《文选》李善注一致。而位于李善注之后的陆善经注,仅在第一次出现时予以注明出自何书,后面重出时就不再繁琐注明了。另外,第13条注引《梁典》有“明帝崩,遗诏授高祖雍州刺史”的说法,虽然未注明作者,但是刊刻本《文选》卷56陆倕《石阙铭》善注所引何之元《梁典》中也有“齐明帝崩,遗诏授高祖雍州刺史”一句,所不同者仅在于刻本中增一“齐”字。唐燮军认为萧衍出刺雍州刺史在齐明帝驾崩之前,以故,此则当属何氏笔误或所据文献记载不实所致。果如此,则适可说明集注本陆注省去的作者名字应该就是何之元。

17.卷91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丹陵若水之旧”句下,《钞》注:“《襄州记》云:襄州,福地。”

案:《襄州记》,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言已佚[35],张书并言《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州府·景物上》引《襄州记》一条,即“桃林,在襄阳县南六里。《南襄州记》云:桓冲北伐,顿军于此,是时食桃,至春其核萌生,遂成茂林,故曰桃林津”[36],据《钞》注则又为其增加一条。

18.卷116王俭《褚渊碑文》“宋假以功高命氏”句下,陆善经注曰:“王僧孺《百家谱》云:宋共公子石,食菜于褚,其德可师,因而氏焉。”

19.卷116王俭《褚渊碑文》“魏晋以降,奕世重晖。乃祖太傅元穆公”句下,陆善经注曰:“《百家谱》云:晋初有褚磬,平东将军。”

案:王僧孺《百家谱》,《隋书·经籍志》言三十卷,又《百家谱集抄》十五卷,据马铁浩《〈史通〉引书考》言十五卷本即为三十卷之合卷本[37]。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辑得《百家谱》五条[38],上面第18、19条不见于王辑本中。

综上,日本回传中国之《文选集注》一书,虽然自近代以来就已为汉文化圈的各国学者所重视,但是,对于其中保留的大量唐前佚文还尚未见有系统地整理,今人所作各种辑佚书,也似乎较少将此书纳入进研究视野。本文以旧钞本《文选集注》所残存南齐永明时期的诗文为研究范围,从唐人旧注中共辑得19条先唐佚文,多为子、史二部文献,这对于研究相关亡佚书的属性和内容不无裨益,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文选钞》和陆善经注等这些唐人旧注的价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注释】

[1]傅刚:《〈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5页。

[2][日]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81页。

[3]详参刘志伟:《〈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第34—46页。

[4]如释道淹的《文选音》,不传于后世,但是,据孙猛先生考证今见集注本残卷中的《音决》却征引了三处释道淹的音注,后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考证篇》进一步修正旧说言实有四处。前此,屈守元先生曾据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中保留之“淹师《文选音义》云,猗,美也”,认定其为释道淹书仅有的一条佚文。集注本的出现又为其增加了四条佚文。分别见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经部、史部、集部)失考书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第210页;《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考证篇·总集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2025页;屈守元:《文选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62页。

[5]如《文学门》第99条下:嘉锡案:《晋书·仲文传》作谢灵运语,且云“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与此不同。又案《文选集注》六十二江文通《拟殷东阳兴瞩》诗注引《杂说》云:“谢灵运谓仲文曰:‘若读书半袁豹,则文史不减班固。’”考《隋志》杂家有《杂说》二卷,沈约撰。则本传自有所本,故与《世说》不同。(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7页。

[6]案:本文仅辑未经他人辑出者,对于同样从属于本文辑录范围内的佚文,如前此已有相关学者辑出,本文则不予收录,亦不作说明。如何之元的《梁典》一书,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已据《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辑出数条,这些虽属于本文集中考察的永明诗文这一范围内,但因业已辑出,凡属此类情况的文献材料,均不再辑录。

[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第1018页。

[8](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光绪十七年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1—566页。

[9]王利器:《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利器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2—215页。

[10]范子烨:《〈永乐大典〉残卷中的〈世说新语〉佚文与宋人批注》,《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65—280页。

[11]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5—175页。

[12](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一《关西道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66页。

[13]分别见(唐)魏征、(唐)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3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1页。(宋)欧阳修、(宋)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3页。(宋)晏殊:《类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81页。

[14]详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73—75页。

[15](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6页。

[16](清)洪颐煊:《经典集林》,《续修四库全书》,第12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12页。

[17]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1页。

[18]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12页。

[19]分别见卷一百七十五《居处部三》、第七百《服用部二》、八百八《珍宝部七》。

[20](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0—321页。

[21]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第305页。

[22]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04—205页。

[23]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246页。

[24](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第16页上a,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序例》言曾见《汉唐地理书钞》足本,因此王书并非虚列名目而是确曾辑出。

[25]“上辽西五里有地名石姥宫,汉昌邑王所立”。

[26]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93页。

[27](清)汤球辑,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2—292页。

[2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05页。

[29]案: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录有此段佚文,此处曾据参考,谨致谢忱。

[30]陶栋:《辑佚丛刊》,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第163页。

[31]唐燮军:《何之元〈梁典〉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第87—93页。

[32]分见卷七九《奏弹曹景宗》“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和“虽然,犹应固守三关,更谋进取”句下。

[33]任彦昇《宣德皇后令》“荐名宰府,则延誉自高”句下,陆善经注“何之元《梁典》曰:高祖为法曹,以后进之秀,与沈约等八人为竟陵王文学。”

[34]常思春:《读〈文选集注〉管见三则》,《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57—63页。

[35]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第494页。

[36](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654页。

[37]马铁浩:《〈史通〉引书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369页。

[38]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