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记》：“补，毛本‘辞’作‘嗣’。”(P796)

案：单疏本(P473)、《要义》(P831)皆作“言愍公之适嗣”，当作“嗣”。

综上，《校勘记》作者在校勘过程中，认识到有些地方明显有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许多地方列出了异同而未做出案断，体现其谨慎之精神。当时校者如果能够参考南宋单疏本《毛诗正义》、宋刻本《毛诗要义》以及足利十行本，这些地方可以做出相对准确的案断。另外，历来学者对于毛晋汲古阁刻本评价质量不高，如张之洞说：“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以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缪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缪。明监本、汲古阁本不善。”^[20]从这些补正的结果和阮刻《校勘记》来看，毛本许多地方多与单疏本、《要义》相同。可见毛晋的汲古阁本在校勘的过程中的参校价值较闽本、监本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