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

明清人所补姓氏表在一定程度上为阅读《读诗记》提供了方便，但对今人易有两个误导：一是误以为此表系吕祖谦所作，这一个误会我们可由吕氏修书未毕及初刻本等宋本皆无姓氏表而澄清;二是误以为吕祖谦所引各家尽在姓氏表中，这一点通过爬梳文献也可予以补充。在补充姓氏表的基础上，考证所引各家的具体所指，对于研究吕祖谦和《读诗记》大约有三点作用：其一可以避免在引用时所指模糊，方便学者按图索骥考索原著。其二是能够避免今人引用时将古人之说张冠李戴，如上文所考陈鹏飞之例。其三可稍有裨益于宋儒个人文献的辑佚研究。《读诗记》中所引各家《诗》说，有许多著述已失传，如杨时、游酢、郑伯熊、胡旦、刘彝、鲜于侁、董逌、丘铸等人说《诗》之书，今皆不可见，《读诗记》中所引的大量内容为研究他们的《诗》学提供了材料;又如谢良佐之书今传甚少，《读诗记》所引3条皆未见于朱熹所辑《上蔡语录》，这便为谢良佐的研究补充了3条佚文。

通过以上整理考辨，在原姓氏表44人的基础上补入9人(吕大钧、匡衡、沈括、扬雄、闻人宏、孙炎、邹浩、晁说之、谯郡张氏)，移出未引用4人(延平罗氏、河东侯氏、河南尹氏、后山陈氏)，则本文统计所得《读诗记》实际引用者共49人，其中宋儒37人。

吕祖谦修订《读诗记》未竟而逝，时年四十五岁。长他七岁的朱熹则一直活到了宁宗庆元六年(1200)，逝年七十岁。在淳熙八年(1181)之后的二十年里，朱熹新的《诗》学观日臻完备，他的学说则自元代以后被钦定为官学。随着朱子学的壮大，朱熹对吕祖谦的评价渐成“定论”。无论是朱熹对学生所谓“戏言”称吕祖谦为“毛、郑佞臣”^[43]，还是他在写给张栻的信中称吕祖谦“博杂”^[44]，都因朱熹及其学说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影响着后代学者对吕祖谦的评判。虽然也有人对吕祖谦的《诗》学大加赞扬^[45]，但自朱熹之后，论吕祖谦《诗》学便多以为吕氏论《诗》专尊毛、郑而不违《序》。然而我们今日若能抛开自朱子以来近千年的成见，仔细考诸《读诗记》本身，便会发现《读诗记》的《诗》学虽本毛、郑，但所引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辙、郑樵等人，皆是疑《序》派的代表^[46]，尊《序》派学者则如二程、杨时、朱熹，另引有大量三家《诗》异文异训，《诗》学各家在《读诗记》中得以并存。公平地说，吕祖谦在《读诗记》的编排上既以诸家互证，又以异见互参，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先儒之学，以包容之量接纳今人之说^[47]，是“不薄今人爱古人”^[48]。若论学术气度，能够并存异同无疑要比指摘他人为“异端邪说”更加雅量宏廓。正是由于吕祖谦的这种包容，许多原书已湮没无传的文献才得以留存至今，其中就包括朱熹早年《诗》学著述《诗集解》^[49]。如果说我们能在吕祖谦保留的文献之外还有什么收获，或许便是他在学术上的胸襟气量;而若说今日受《读诗记》泽被的我们能回馈于前贤什么，则或许是还吕祖谦与《读诗记》在《诗》学史上一个公允的评价。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条例》：“诸家解定从一说。辨析名物、敷绎文义可以足成前说者，注其下。说虽不同，当兼存者，亦附注焉。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赵《集传》例，颇为删削……诸家先后以经文为序，或一章首用甲说次用乙说，末复用甲说，则再出甲姓氏。经子史传引《诗》文句与毛氏不同者，各见章末。诸家或未备，颇以己说足之，录于每条之后，比诸家解低一字写。”可见吕祖谦对引用对象、各家之说的排布先后皆有设计。黄灵庚、吴战垒：《吕祖谦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2]吕祖谦下世一年后，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1182)，丘宗卿于江西漕台始刻《读诗记》(简称“漕台本”)，这是今可见《读诗记》最早的完整版本，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即此本，《四部丛刊初编》《中华再造善本》皆据此，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第四册《吕氏家塾读诗记》亦以此为底本。北京图书馆藏有与漕台本同时、刻于建宁的一种残本，止存卷十二至卷三十二(简称“建宁本”)。此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有宋代刊刻于浙江的另一版本(简称“宋浙本”)，其与漕台本相比颇有异文，互有优劣。日本宫内厅另有与漕台本同一系统而不同行款的版本，据日本学者阿部隆一考证，系由漕台本翻刻梓行(简称“日藏宋刻本”)。以上四种宋刻本皆未列姓氏表。《读诗记》的另一类版本为明清刻本，包括明嘉靖十年陆重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明嘉靖十年傅应台刻本、明万历四十一年南京吏部刻本、清嘉庆十四年张海鹏《墨海金壶》本、清嘉庆十六年溪上听彝堂藏板重雕本、清钱仪吉《经苑》本、清同光间胡丹凤《金华丛书》所收退补斋刻本。以上明清刻本皆附有姓氏表。《重修金华丛书》收录三种版本：漕台本、日藏宋刻本、胡氏退补斋本，其中退补斋本附有姓氏表，本文所据即此。版本情况整理自《吕祖谦全集》第四册《点校说明》、郭丽娟《吕祖谦〈诗经〉学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7—63页)、黄灵庚《重修金华丛书提要·吕氏家塾读诗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95页)。

[3]目前关于《读诗记》的专著，仅有郭丽娟《吕祖谦〈诗经〉学研究》，系其1994年硕士论文修改出版。其他以《读诗记》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如：杨延：《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新疆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程颖颖：《论〈吕氏家塾读诗记〉》，山东大学2007年;李伟：《〈吕氏家塾读诗记〉初探——从朱熹〈序〉谈起》，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王雯文：《浅析〈吕氏家塾读诗记〉》，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这些研究成果或据姓氏表将所引各家记为44家，或对所引各家的问题未作讨论，乃至有以姓氏表为吕祖谦“特意设置”的。这些忽略或误解显然已经对吕祖谦和《读诗记》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4]以上统计转引自黄忠慎《经典的重构：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承衍与新变》，新竹：《清华学报》新42卷第1期，2012年3月，第45—77页。

[5]黄忠慎先生曾将姓氏表重新排列并标出姓名，但仍有未补齐姓名者五人(延平罗氏、长乐王氏、什方张氏、徐氏、丘氏)，与本文考证相异者三人(永嘉陈氏、三山李氏、渤海胡氏)。参见黄忠慎《经典的重构：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承衍与新变》。

[6]卷二十二《甫田》称“横渠张氏”，卷二十二《瞻彼洛矣》至卷二十六《凫鹥》称“张氏”，卷二十六《公刘》第二章之后又称“横渠张氏”。

[7]据《读诗记·公刘》首章后吕祖俭按语：“先兄己亥之秋复修是书，至此而终。”据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五《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238页)，淳熙七年庚子正月戊寅四日已修订到《唐·无衣》，此后几乎单日编《大事记》，双日修订《读诗记》，《甫田》的修订记载在淳熙八年正月二日。另，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某近日看书甚少，毎早饭后却不复翻阅，如《诗》方整顿到《车攻》，盖每日只理会一章或两章，可见其少也。”(《东莱集》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32页)。《庚子辛丑日记》记载到淳熙八年阴历七月二十七日：“《公刘》一章。阴。”二十九日，吕祖谦即逝世。

[8]卷二十六后虽未及修订，但全书已有初编本，确系吕祖谦所作。陆称“吕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刘》以后编纂未就，其门人续成之”，误。陆《序》见《吕祖谦全集》第4册第795页。

[9]此处分列有误，详下文第二点“后山陈氏”。

[10]《浙江通志》作《周官通解》。

[11]《读诗记》中孙炎所注多通过孔颖达转引，唯此三处直接称“孙炎曰”。

[12]引韩愈诗1处，见卷四《谷风》;引张载诗4处，见卷二《葛覃》、《卷耳》，卷七《扬之水》，卷十五《候人》;引苏轼诗1处，见卷十二《黄鸟》;引陶渊明诗1处，见卷十二《黄鸟》;引孟郊诗1处，见卷二十一《蓼莪》。

[13]从引用诗歌的内容来看，除张载诗是专为《诗经》而作之外，另三首更像是读《诗》之后有所感发而引为评点之用的。黄忠慎先生认为苏轼仅以诗一处而列名，有所不妥，但八处引诗都在已修订之列，可见吕祖谦的《诗》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义训诂的严格区间之内。姓氏表未列陶、孟，则或许是列表者以经学为选裁标准。

[14]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别之也。”

[15]李樗《毛诗集解》引有徐安道《诗》说16条。

[16](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后集卷五，清乾隆刻本。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经义考》引宋哲宗《奖谕诏》：“敕，百禄省所上表，撰成《诗传补注》二十卷。夫六义之文，盖温柔敦厚之教，四家之说，有训、故、传、笺之殊，虽同出于先儒，或有非其本义，是使后学各务名家。卿博识洽闻，留心经术讨论之外，尤深于《诗》。鉴商周之盛衰，考毛、郑之得失，补注其略，紬次成书，真得作者之微，颇助学官之阙。奏篇来上，讲解甚明，研味之余，嘉叹无已。”

[19]今人引用通常是据书中而称范氏，但或许是因范处义与吕祖谦既是金华同乡，其《诗补传》与《读诗记》又同为《诗经》汉学代表作的缘故，也有直以“范氏”作范处义的。参见杨新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11月.

[20]什邡与什方同。据(万历)《四川总志》卷五，什邡与新津皆属成都府治下，今什邡与新津距离约一百公里余。

[21]什方张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禄父叛，周公诛之，故于微子之来见也，则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盖逆顺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茍而已也。”严粲《诗缉》，明味经堂刻本。

[22]《山谷年谱》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宋元学案·上蔡学案》。

[24]彭国翔：《杨时〈三经义辨〉考论》，郑培凯主编《九州岛学林》2007 春季5卷1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25]《诗本义》张爟序，《四部丛刊三编》本。

[26]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1页;黄忠慎：《经典的重构：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承衍与新变》。

[27]如卷十一《有杕之杜》，陈氏曰：“使武公诚实有好贤之心，唯恐无以饮食贤者，则贤者自来矣。”卷十五《下泉》，陈氏曰：“乱极而不治，变极而不正，则天理灭矣，人道绝矣。圣人于变《风》之极，则系之以思治之诗，以示循环之理，以言乱之可治、变之可正也。”卷十八《南有嘉鱼》，陈氏曰：“太平之时得贤，则未必有益于治，失贤亦未必趋于乱。是以贤者渐致疏弃，不肖者渐致狎昵。间有勉强与贤者共享其乐，亦不能久。今也至诚乐与贤者共之，非天资敦厚、学与性成，不能如是也。”卷二十一《巧言》，陈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摇动君子，人君不为之别白，遂致并畜于胸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间。日月既久，心志感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则心所疑惑者，往往以为有验。”此类之论甚多。

[28]见《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29]见(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二，称“闽县人”。

[30]原书已佚，今有顾颉刚所辑二卷本。

[3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6页。

[32]卷七《葛藟》作“渤海胡氏”，卷九《敝笱》、卷十九《庭燎》、卷二十七《江汉》、卷二十八《天作》作“勃海胡氏”。

[33]《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

[34]据(万历)《四川总志》卷五“灌县”条：“宋改为永安军，后废为灌口寨，又置永康军，治导江县。”古人郡望并无严格界限，阆中距灌县(今都江堰市)约300公里，地理上较为接近。

[35]毛、孔二家列名之误，确如黄忠慎先生所说，若加上本该列名却列字的郑玄，则三家都出现的问题。参见黄忠慎《关于吕祖谦对于〈诗序〉的态度问题》(《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七辑，2015年11月)。

[36]《读诗记》卷十九《菁菁者莪》两引“昌黎韩氏”，皆出自《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上宰相书》。

[37]见《宋元学案·华阳学案》全祖望案语：“范正献公之师涑水，其本集可据也。其师程氏，则出自鲜于绰之讹。《伊洛渊源录》既疑之，而又仍之，误矣。”

[38]本组中“后山陈氏”前已有疑，故不再论。

[39]《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全祖望案语。

[40]以上分见《宋元学案》之《武夷学案》、《豫章学案》、《廌山学案》、《刘李诸儒学案》、《和靖学案》。

[41]《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黄百家案语：“周行己亲见伊川……得郑伯熊为之弟子。”王梓材案：“郑先生为浮沚私淑弟子。”

[42]《吕祖谦全集》第4册第2页。

[43]“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之佞臣。”《朱子语类》第8册，2950页。

[44]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伯恭……向得渠两书，似日前只向博杂处用功，于要约处不曾子细研究。病痛颇多，不知近日复如何。大抵博杂极害事。”《晦庵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

[45]比如陈振孙称：“《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7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读诗记》亦引陈振孙之言。

[46]朱熹虽是后世最为著名的“疑序派”，但《读诗记》所引为朱熹早年之作《诗集解》。朱熹在为《读诗记》所作的《序》中说：“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但朱熹的疑序乃承自郑樵之说，《读诗记》所引郑樵说颇多。

[47]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是遭到毁板之书，吕祖谦本人的政治立场也并不与他相合，但吕祖谦认为“王氏之说，虽非经旨，亦学者所当知也”(见《读诗记》卷十七《常棣》)。

[48]杜甫《戏为六绝句》。

[49]束景南：《诗集解·辑录说明》，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案：是书《读诗记》误作《读诗纪》，今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