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指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两个基本，一则“辨体”，一则“明变”。研究一种文体，推源溯流便是基本。于文献中，傅咸所作《毛诗诗》自然是集句诗之祖，无可争议。集句诗最核心的方法便是“断章取义”，对诗句意义的拆分和重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再向上追溯。《左传》：“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13]这种用诗的方法盛行于春秋，运用于诸侯各国的外交往来，借用《诗经》中某些诗句达成外交目的。《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抑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4]《左传》中记载昭公十六年，宣子出使郑国时，双方赋诗的情形：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

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子大叔赋《骞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

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

宣子曹献马，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15]

《左传》的记载中，郑国六卿各赋一诗，可能是诗中个别句子。对于这些意义已经发生改变的诗句，宣子承其意和之，也是对前面赋诗行为的解释。而这种用诗方法，后代在创作中有相似之处。曹操所作《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前一句取自《诗经·子衿》，意义与原诗稍有不同，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承和和解释，“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是“悠悠我心”的表现。但于此只是说明这两种用诗的思维和手法有相似性，无法证明外交手段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不能认为任何相似的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不可强征因果^[16]。

《列子》中所记载民谣“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7]，此乃集句，无需赘言。而这种断章改写的方式，出现了两种特殊的文体，一则集句，一则隐括。隐括这一手法实则在汉代已有先驱，朱彝尊《曝书亭集·书玉台新咏后》：

所录古诗十九首，以徐陵《玉台新咏》勘之。枚乘诗居其八。至《驱车上东门》，载乐府杂曲歌辞，其余六首，《玉台》不录。就《文选》本第十五首而论，“生年不满百，长怀千载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则《西门行》古辞也。古辞：“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而复待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辞：“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界嗤。”而《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古辞：“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而《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裁剪长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后，杂糅置十九首中，没枚乘等姓名，概题曰《古诗》。要之皆出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也。^[18]

《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这一诗，隐括自《西门行》。这种改写很可能是为了适合新兴五言诗的文体或者称为音乐节奏，宋人很多隐括词前有写明，其隐括为词的目的，是为了使前人之诗文符合词的乐律^[19]。而集句差别就很大了，其最初的想法和用处与此不同。下文再行论述。这两种“断章取义”的创作手法，到了宋代，王安石大量创作集句诗，苏轼大量创作隐括词之后，界线逐渐明晰，在此之前很多情况下纠缠不清。如《全唐诗》中所载同谷子《五子之歌》与《尚书·夏书》中《五子之歌》亦是一例，同时兼有隐括和集句的性质。傅咸所作“经诗”中，除《毛诗诗》外，其余四首都有改写，也具有隐括的性质，很难完全区分。

古人论及傅咸“七经诗”时，常会争论集句之始是《毛诗诗》还是全部“经诗”。如果从创作手法来看，这几首都可以算是集句之始。如果从对后世的启发作用来看，只有《毛诗诗》可以算是集句之始。一种文体的“始祖”，重要的是其启发和推动作用，既然有《毛诗诗》完全符合后世集句诗创作手法和条件，而其余几首颇有不同，自然后世的集句诗最直接的开端就是《毛诗诗》。考虑的条件和角度不同，结果也可能不同。这个问题争论的意义并不大，故不多做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