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以致用，书贵通假——读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 ^[1]

张　煜

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化高涨的集大成时代，图书事业概莫能外。以往的图书研究，更多偏重于目录、校勘、版本之学，而对于典藏，则相对关注得较少。清末民初叶昌炽的《藏书记事诗》、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开创了近代系统研究藏书家、书史的先河。《藏书记事诗》这种体例，此后不断为后人模仿，产生了诸如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这样的后续之作。今人周退密、宋路霞还著有《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上世纪末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四大卷，也特设《典藏编》。新出的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立足“藏”与“用”这两大相辅相成的思潮，深入全面地挖掘了与中国近现代受到西方影响的图书馆学术思想相对应的清代传统藏书思想，鉴古知今，体用兼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清代图书藏用长卷。

第一章《绪论》部分，作者对藏书思想进行了界定，“是指在中国古代藏书活动中形成和积累的有关藏书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第6页)并对前人的论著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第二章论《清代藏书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从藏书家的性质和种类来看，清洪亮吉(1746—1809)，曾在《北江诗话》卷三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和掠贩家五类：“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贾是也。”洪所论虽未必尽确，但足见清代藏书事业之繁荣。

第三章《清代藏书收集思想》，是全书“藏”部分的主体。其中论藏书收集方法，则发展了宋郑樵《通志·校雠略》中的“求书之道有八论”，所谓“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而归纳出了清孙从添《藏书记要》中“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的“购求四最论”，《藏书记要》“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的“收藏次第论”，以及“兼收并蓄观”和“专门藏书观”。其中尤其提到了虞山派和浙东派，潘祖荫《〈稽瑞楼书目〉序》云：“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氏玉照殿之；一专收精抄，亦始于钱氏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

论藏书收集观念，则对佞宋观念、善本观念、抄本观念与鉴别观念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明末清初的佞宋观念，毛氏汲古阁和钱氏绛云楼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毛晋还以手抄形式来获得宋本，创造了“影宋抄”形式。而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更是被后人视为寻访善本的指南。乾嘉以来的藏书家，则以黄丕烈为一大宗，他把“求古”、“求真”作为治学的宗旨。但他并非盲目佞宋，其《荛圃藏书题识》卷五云：“凡书不可不细校一通，第就其外而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

论善本观念，则指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清人亦不例外。(第129页)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二》中提出的善本标准为“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旧写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同异者，次也；书不经见而出于近时传写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而清末缪荃孙提出的善本标准有四，即：“(一)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二)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三)批校本或有题跋者，皆为善本；(四)日本及高丽重刻中国古书，不论新旧，皆为善本”。一般而言，本朝刻书不被划入善本，而只有前代刻本才称得上善本。

论抄本，则指出黄氏藏书抄本约占总量三分之一。《荛圃藏书题识》“李群玉诗集”云：“大凡书籍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则就抄本贵矣。”(第138页)鉴别观念，则如孙从添《藏书记要》中提出的：“如某书系何朝、何地著作，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抄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为宋元刻本，刻于南北朝何时，何地，如何为宋元精旧抄本，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再于各家收藏目录、历朝书目、类书、总目、读书志、敏求记、经籍志、志书、文苑志、书籍志、二十一史书籍志、名人诗文集、书序、跋文内，查考明白。”叶德辉《藏书十经》中亦云：“张、瞿、丁、陆四家之目，全抄各书序跋，最足以资考据。所谓海内四大藏书家者。”分而论之，宋刻本的优劣主要表现在地域上。(第145页)《藏书记要》云：“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元刻本，《书林清话》中肯定了部分家塾刻本的质量优于宋本，但非皆精善，总体持否定观点。明本如《藏书十约》所云：“明刻仿宋、元者为上，重刻宋、元者次之。有评阅者陋，有圈点者尤陋。”抄本则如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中所云：“大率抄本之可贵者，须具有几项要素：1.名人手抄，确认是某人真迹；2.其非名人手抄，但经名人校正，而校正之字，胜于刻本；3.字句与刻本不同，其不同处，较刻本为佳；4.通行本之字句，有为抄本所缺者，而所缺之字句，反足以证明刻本中文字，有非撰者原文；5.刊本久佚，存者仅此抄本，则此抄本之价值，实与孤本或稿本无异；6.有名人手跋，或收藏印记。”现代的这些鉴定技术，其实有很多清代藏书家都已有总结。此章还讨论了藏书的收集方法，其中购书部分，就藏书家与书商的互动也有论及。如果把图书作为一种商品来看待，则其生产、流通、消费，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值得深入展开讨论。

第四章《清代藏书保藏思想》，更多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除了建筑保护观念外，更具体而微到典藏保护观念和书籍保护观念。典藏保护则如书橱的选材，《藏书记要》认为“须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银杏木为之。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用。”书橱的排列，《藏书十约》中也有谈及。作者认为：“书库大开间，可使库内宽敞，便于采光，更易于通风。同时，通过书橱以特定形式排列，既起到格局上的间隔作用，又大大扩充了实际藏书空间和藏书容量。”(第196页)论私人藏书管理制度，则依据阮元《揅经室集·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而总结出天一阁能够流传久远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其一，天一阁在建筑选址与环境上，独立幽静，并可引水避火，对藏书的长久保存与保护有利；其二，天一阁管理制度(族规)规范而严密，子孙世守；其三，范氏宗族世代传承优良的读书求学与荣辱观念，天一阁更以藏书之功得到进行褒奖，名望深远。”(第206页)维护观念则如防蠹与借阅维护等。作者尤其提出了择人借之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对书籍的安全和保护考虑。钱大昕提出：“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还，一也；污损，二也；妄改，三也。”(第224页)作者还对七月七日曝书的时间进行了考订。书籍保护则以《藏书记要·装订》为基本原则：“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而书籍修复则提出了谨慎保守、整旧如旧等原则。“‘如旧’的意思，一是利用相同、相近的修复材料，通过特定的技术修补书籍外观的缺损，使修复之处与原书在纸张材料、颜色、装帧形式等方面尽可能一致或相近；一是通过书籍字迹辨别、版本考证等手段，对尚未泯灭的字迹或字脚等进行恢复，保证书籍内容的完整流传。”

第五章《儒藏思想》，以专章对儒藏思想的起源、核心与影响作了介绍。第六章《清代藏书开放流通思想》则是本书“用”部分的主体。作者以大量事例证明，“汲古阁先后接待了朱彝尊、黄宗羲、钱谦益等著名大儒，为他们读书治学、发展藏书提供了不少帮助。”(第300页)“当时包括世学楼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斋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丛桂堂郑氏、倦圃曹氏等这些藏书大家皆非吝啬私藏之人，他们的藏书观念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尤其欢迎当世大儒、学术大家来借阅书籍。”(第302页)论互借互抄思想，则如曹溶《流通古书约》：“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记，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齐所抄互换。”又有丁雄飞、黄虞稷所订《古欢共约》：“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以及鲍廷博的“散书为聚”思想：“物无聚不散，吾将以散为聚耳。……惧其书之不能入聚，莫若及吾身而善散之也。”(第317页)与之相同主张的还有常熟张金吾：“书贵通假，不通假则扃锁固而传本绝，使是书由我绝，我之罪更甚。”(第319页)书贵流通，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否则清初绛云楼之火，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钱谦益曾自叹是“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

开放借阅思想，则从周永年的“天下共读之”到陆心源的“立案归公，来读不禁”，“纵观晚清私人藏书公共化历程，从私人藏书互借互抄，到向社会普遍开放，再至藏书产权归之于公，全面向社会开放，这一历程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也是清代私人藏书家在藏书思想上逐步开放的过程。”(第338页)梁鼎芬还直接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书流通制度，除了官府与私人外，还对学院藏书规章制度进行了研讨。梁鼎芬丰湖书院《丰湖书藏四约》云：“有书而不借，谓之鄙吝；借书而不还，谓之无耻。今之藏书，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

刊刻流布思想，则着重探讨了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流布事业。其著者如毛晋《津逮秘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卢文弨《抱经堂丛书》、孙星衍《岱南阁丛书》、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缪荃孙《云自在龛丛书》等。(第390页)张海鹏明确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很多藏书家都以丛刻的形式来促进藏书的保存、流通和利用。“何谓丛书？ 简单而言，即将多种单本书籍汇辑为一集，系统刊刻。丛书收录的标准视刊刻目的而定，如前所述，有汇四部于一体的综合型丛书，有举一部而辑的专门丛书，有以书籍版本为标准的版本型丛书，有以书籍内容勘校与否为标准的校勘型丛书等。”(第410页)而书院之刻书，则如张伯行主持鳌峰书院《正谊堂丛书》的刊刻，阮元主持学海堂刊刻《皇清经解》，王先谦、缪荃孙主持南菁书院辑刻《南菁书院丛书》，以及清末张之洞、梁鼎芬、廖廷相、陶福祥等促成广雅书局《史学丛书》的刊刻等。(第432页)其中张之洞《劝刻书说》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雠——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

第七章《清代藏书思想著述评价》，对一些重要的藏书著作予以了评价。第八章《清代藏书思想的历史评价》，作了归纳总结。通观全书，有这样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资料丰富，论述全面。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云，清代有关藏书的专门著述，以及各类藏书目、藏书志、藏书题跋、藏书记，包括官府、私家、书院和寺观藏书的各种“艺文志序”、“经籍志序”、“藏书志序”、“藏书录”、“书目跋序”，乃至近人相关著述，书中都有涉及。而且这样断代的会通论述，此前也并不多见。二是以古鉴今，藏用结合。全书主要研究清代传统藏书思想，而大致不涉及近代西方图书馆观念为主的新式图书馆学术思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在处处看到，古和今、藏与用之间的种种联系。如论天一阁图书之专人管理，则联系“中山大学特藏部，珍藏库房钥匙，由多人分管，入库不仅须专职古籍业务馆员，且须两人以上一起入库，不能个人单独入库。”(第207页)论借阅维护，“清代官、私、书院藏书系统普遍以书籍不出藏书处所为前提展开借阅活动，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馆内阅览方式”(第227页)。论图书修复的谨慎保守原则，则联系中国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杜伟生的“最少干预原则”，“对古籍的修复始终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第262页)。论周永年编撰儒藏书目，相互传抄，互补未备，则指出“类似现代的联合目录、馆际互借和共建共享思想，十分可贵”(第284页)。论孙从添的借阅登记制度，则指出“已与现代意义的借阅催还制度相差不远，体现了孙氏高度开放的藏书思想。”(第455页)三是细大靡捐，富于实用。全书并非全部讨论高端的传统目录、版本理论，而是还有着很多具体的图书收藏实践三昧。如对于图书如何防潮、防蠹，装帧的工艺与材料，乃至如何钤印，都有涉及。一般的图书馆或个人，一册在手，不啻获得了一部步入古籍堂庑的收藏指南。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注释】

[1]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