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丽姝

宋诗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创作盛况甚至可以比肩唐诗，形成古代诗坛上唐音宋调“双峰并峙”局面。宋代印刷技术的飞跃，为宋代的诗歌创作与传播、保存提供了充分的便利，宋诗流布范围之广、流传数量之多都令前代难以望其项背。然而，对宋诗的整理、研究却不能与唐诗比肩，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宋诗数量巨大，并且缺少系统搜集、整理。因此，宋诗作品的汇总、辑佚、补遗、辨伪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术界颇为用力的重要学术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的推动下，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组织师生开始了全宋诗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且从1989至1998年十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全宋诗》。这一浩大工程的初步完成，带动了宋诗乃至宋代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全宋诗》共计72册近5000万字，收录了包括但不局限于整个有宋一代320年时间里11万余位诗人的27万余首(句)作品。《全宋诗》作为宋代诗歌研究的基础性文献，在汇总时力争做到准确无误，它的问世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受宋诗数目庞大、获取资料渠道有限、项目时间紧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全宋诗》也存在白璧微瑕的情况，自其问世以来，相关辑佚、补遗、辨伪的工作从未停止过，一批有责任感、有专业精神的学者常年致力于此，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全宋诗》辑佚、补遗，相较辨伪更是一枝独秀，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

21世纪以来，在《全宋诗》补遗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胡可先《〈全宋诗〉补遗100首》(《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3期)在作者数年前《全宋诗》补遗成果(《全宋诗琐考》、《全宋诗再考》)的基础上，通过石刻、家谱、方志等途径新辑得宋代佚诗百首，同年9月召开的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作者据《永乐大典》残卷及地方志中的有关内容，又提交了《新补〈全宋诗〉150首》；2006年9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韩立平、彭国忠的《〈全宋诗〉补59首》，此文重点突出，专门辑录《全宋诗》失收的宋人别集中的乐语和致语中的口号；同年12月及次年3月，韩震军在《中国韵文学刊》以上、下两部分的形式发表《〈全宋诗〉续补》，辑佚宋诗数量共计二百余首，其中包含系名为王安石、黄庭坚二人的诗作三首。此后又相继有韩立平《〈全宋诗〉补遗一百则》(《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与《〈全宋诗〉补遗80则》(《中国韵文学刊》，2010.09)、张艮《〈全宋诗〉辑补64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05)等辑佚成果问世。

仔细观察，上述宋诗补遗来源主要集中于类书丛书、地域文献、书画石刻、域外汉籍四种途径。例如，徐波《〈全宋诗〉补遗36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从类书、方志中爬梳整理佚诗；蔡毅《从日本汉籍看〈全宋诗〉补遗——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例》(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2005.09)、卞东波《〈全宋诗〉失收诗人及其佚诗丛考——以稀见汉籍〈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为中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09)，辑佚来源均为本土已佚、海外幸存的珍贵汉典，范围虽小然收获颇丰，对于中国本土的宋诗辑佚事业有着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路远《〈全宋诗〉补遗十八首——据西安碑林藏赠梦英诗刻石》(《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08)，考察了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北宋僧梦英的书法石刻作品，其中有作者16人、作品18首是《全宋诗》所未收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宋诗补遗的成果除大量文章外，还有数本专著面世，较具代表性的有：2005年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同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陈新、张如安、叶石健等人合辑的《〈全宋诗〉订补》，此书涉及诗人1436人，包括《全宋诗》失收的诗人182人，为宋诗补遗工作日臻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201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刚、陈珏合辑《宋代禅僧诗辑考》，此书虽不是专为《全宋诗》补阙而作，但对失收的宋代佛教诗歌亦有订补之功，尤其是对禅僧世系的论述清晰详密，足资参照。

正是有感于有待收集、整理的宋诗甚多，汤华泉教授十多年前也开始参与宋诗辑佚工作，并于2004至2007年间陆续发表了从安徽地方文献种收集的宋诗专题辑佚文章多篇。现在，汤华泉教授将其多年的搜集成果，汇集为《全宋诗辑补》，正式出版，这是宋诗辑佚的最重要成果。该著合计12册近400万字，辑得佚诗近22000首、残句3600余则、有名有姓作者近2800人(其中，《全宋诗》未收者有1500余人)，诗作数量、诗人数量分别占据《全宋诗》已收数量的十分之一与四分之一，体现出了广、特、专、精的特点，是他“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劳动结出的硕果。

翻检《全宋诗辑补》出版之前补遗成果，小规模者多着眼于某一位或某一地诗人作品，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这也是历来《全宋诗》补遗的主要形式，受篇幅限制，内容求多不求全，但胜在形式灵活、面世迅速，因此成果甚多。搜集规模较大者，多将目光集中在某一辑佚途径或某一创作群体上，篇幅和范围都要超越前者，非下大力气难有所得。总之，无论是对一人、一地宋诗的补遗，还是对某一辑佚途径、某一创作群体作品的大范围辑考，都做到了“术业有专攻”，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除此之外，宋诗搜集、整理还亟待一种以全面见长、“集大成”式的文献出现，从这个方面看，皇皇12册《全宋诗辑补》无疑是继《全宋诗》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著力求做到广博全面，所辑诗歌来源，涵盖了安徽地方志、古代金石著作、《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续修四库全书》)、佛教文献、《道藏》等等。从数量和规模看，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宋诗辑补》超越前人，这是该著最重要的业绩。

相较《全宋诗》和前人《全宋诗》辑佚成果，汤华泉教授的《全宋诗辑补》不仅数量巨大，还有其别开生面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地域色彩浓厚、收录范围界定明确、辑佚补遗与校勘考辨并行等方面，因此，该著还具有方法上的启示价值。汤华泉教授一方面在进行辑佚工作的同时，另一方面“注意了学界关于《全宋诗》辑佚成果的发布和查询，尽量避免重复”，有意识地强化自身学术成果的独创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地域色彩浓厚主要体现在辑佚途径方面，汤华泉教授立志从安徽地方志做起，逐步扩大搜辑范围，虽然由于客观或主观条件的种种限制，辑佚的范围未能扩展到全国地方志，但他还是“在辑佚进行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发现了好几百首，不少方志《全宋诗》未用，《全宋诗》未用或用而未尽的地方诗文集也发现了几种”。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它表明地方诗歌补遗作为一种诗歌补遗的途径，是切实可行且大有所得的。试想，今后若有学界能人志士长期致力于此，收获将何巨! 汤华泉教授亦对《全宋诗辑补》一书的收录范围作出明确的限定，对《全宋诗》的收录标准有继承更有发展，主要是限定诗人身份与创作时间。《全宋诗》凡例中提出“由宋入元作者宋前有诗，并其入元后作品收之”，但实际搜辑过程中存在大量漏收、误收的情况，汤华泉教授据所得一一予以了订补。再如历来为人们忽略的歌诀类应用诗，其实数量极为庞大，汤华泉教授把搜辑的范围扩大到子部一些门类，达到“所见即收”的程度。

事实正是如此。《全宋诗辑补》一书的辑佚工作包含了汤华泉教授独到的观察与思考，充分体现了他对宋诗辑佚路径的独到思考，正是这一点，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汤华泉教授在搜辑过程中发现，小家、无名氏、托名者、断章残句、佛教偈颂及韵语赞词、道教诗歌是《全宋诗》失收最严重的部分，也是他用功最勤、用力最深的部分。辑佚工作本就是一项专业性强的工作，汤华泉教授不但在这项工作中有所发现，而且提出了专业的解决思路，为后来者进一步将《全宋诗》辑佚工作推向更广、更深、更细奠定了基础。《全宋诗辑补》在体例方面也尽量做到了“守正出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按照“已收作者补”、“未收作者辑录”、“其他”的分类标准将全书正文分为三部分；二是对《全宋诗》中已收录诗人补录时，仍然按照其旧有顺序编排，并注明了原书页码；三是辑录《全宋诗》未收诗人时，以身份为标准将诗人划分为“普通作者”、“道士”、“僧人”三类，前二类大致以生卒年为序编排，这一点与《全宋诗》相同，但为僧人排序时又综合了传法世系的因素；四是在“无名”的类目下增设了“僧某”一目，专收禅宗语录、“灯录”中与主名僧应对之无名僧的诗偈断章，随主名僧附录在后；五是辑得作品及新撰作者小传皆注明文献出处，且尽可能征引较早文献；六是所出文献多为《全宋诗》已用书及其他习见丛书(少量稀见及晚近面世者除外)；七是在辑佚作品中加入了校勘考辨的内容。凡此种种，都是本着学术严谨的初心，为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之考虑，也给今后的宋诗辑佚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重要启迪。

宋诗的产生环境不同于唐诗，所以，宋诗的辑佚工作当然也有其独到的方法。《全宋诗》补遗与《全唐诗》补遗虽然同属大型文献的补遗工作，但实际上“貌合神离”，操作过程中存在许多差异。正如汤华泉教授在《全宋诗辑补》后记中提到的那样，首先，是文献数量问题。《全宋诗》中已辑出的宋诗数量就有二十多万首，是现知唐诗数量的四倍多，并且伴随着宋诗补遗工作的推进，这一数目还在不断增加。这一事实意味着有关宋诗的文献数量将远远大于唐诗文献，“一网打尽”、“竭泽而渔”在现阶段看来似乎很难实现。其次，是已有辑佚成果的问题，陈尚君先生在做《全唐诗》辑佚时，除已出三家辑佚成果(王重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外，其他辑佚文章不多，全心投入这一项工作的学者也不多，因而待发掘空间广阔。而本世纪以来，《全宋诗》辑佚者众，除已面世的《全宋诗订补稿》、《全宋诗订补》外，还有专门的机构致力于此，仅凭一人之力“大包大揽”、“做大做全”的目标也几为天方夜谭。基于这样的现实，汤华泉教授制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复查《四库全书》，尤其是宋元诗话、杂史、方志、笔记小说、类书与宋元及其后的郡邑总集，并将搜辑范围扩大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二是通检与宋代相关的佛教文献；三是通检《道藏》。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与现有《全宋诗》辑佚成果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虽然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但有所专长、有所深入，发他人所未发，亦有“独辟蹊径”之收获。

任何方法的成功运用，都立足于著作者艰辛的劳动、深厚的学术修养、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与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文献辑佚是一项“大海捞针”式的复杂而艰苦的工作，汤华泉教授花费整整十年时间，凭一己之力，孜孜矻矻，不但为宋诗研究界贡献了一份重量级的基础文献，而且为未来的《全宋诗》辑佚事业起到了“指明灯”、“铺路石”的作用。诚然书中会存在些许不足(比如辑录标准有仍待商榷之处、重收、误收、失收、个别细节错误等)，但辑佚工作本身就是跟文献中的细枝末节打交道，这样一部大部头作品能够成书已属不易，要求其达到万无一失、完美无缺的境界似有强人所难之嫌。从另一方面来看，作者也说，自己辑佚的目的在于“凭自己的能力和路数辑出自己能辑得的，为将来的《全宋诗》全面修订提供素材和参考”、“查误删重可以借助日后的群策群力”，并未将《全宋诗辑佚》视作宋诗辑佚工作的“句号”，恰与之相反，此书正是后来者工作的助推器。宋诗辑佚工作表面看来似乎是“钻牛角尖”、“踏破铁鞋”穷尽书海，实则是对古人心血的尊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是一项真正的“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事业。随着汤华泉教授这部大书的完成，我们热切期待着这项工作能够伴随“齐备精善”的《全宋诗补编》的问世，早日有大功告成的一天。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