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的集成与突破——评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

唐　萌

唐代诗文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首屈一指。唐代众多优秀诗文作品堪称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这些诗文作品之所以能够广为人知，得益于人们对诗文进行的编纂结集。唐人诗文总集的编选活动与唐人诗文创作活动一样，贯穿整个唐代社会的始终，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诗文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至当代，在振兴国学、继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背景之中，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管窥唐人选本的批评意识、接受特点，洞察唐人诗文总集编纂的方法与技巧，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唐人在文化领域的贡献，等等，均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近日，卢燕新博士新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在这些方面着了先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总体研究结构上“各自独立，互相照应”的特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总论。主要研究《文章流别集》、《文选》、《玉台新咏》、《晋元正宴会诗集》以及《诗品》等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影响、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社会文化背景、唐代编选诗文总集的编纂者及其心态、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选本批评功能及其价值、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与文献传播。第二编，分论。大致以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四唐”分期，选择唐人编选的诸如《续诗苑英华》、《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西汉文类》、《极玄集》、《群书丽藻》等不同时期的诗文总集，以及李吉甫等诗文总集编纂者，探讨唐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编选的诗文总集及其特点与影响。第三编，辑考。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补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辑考唐人编选文总集。傅璇琮先生《〈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序》(下文简称《序》)评价是书的结构特点时说道，“全书将理论研究、个案探微、材料考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1]

其中，总论部分在将十三部传世的唐人诗歌选本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同时，又兼顾到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与文章总集。既研究编选者群体的身份、编选心态及选学观念，又对文本传播过程中的疏漏与舛误予以考校补正。对此傅璇琮先生《序》评价道，“这一部分，他没有局限于对传世十三部诗歌选本的考察，而是把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与文总集同时纳入研究范畴，上溯其源，中论其变，下述其流……这些研究，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体考察，其研究视野是值得肯定的。”^[2]如总论部分的第三章第二节总结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的类型时写道：“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如以科考可分为及第者与未及第者，以地域可分为吴地、蜀地等，以时间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等。以编纂者的心态观之，仕途状况对其的影响最为显著。”^[3]作者继而按照仕履情况将编纂者分为三类，并对他们的编纂心态予以概述：“一、低级官吏、未入仕途及辞官退隐者：立言心态；二、贬迁官吏：传情、自适与求名心态；三、京官等上层文士：入世求功心态。”^[4]对一部诗文总集编纂者的编纂心态的把握是理解选本入选内容的关键。犹如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只有先了解作者其人的经历与心态，才能对其作品做出正确的解读。同样，只有把握了编选者的编选心态才能对所选内容做出正确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本书做出了示范。

而在分论部分的章节安排上，明暗两线交织推进。明线以个案研究为主，暗线则以史为纲。作者重点选取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段的几种选本，或探讨编纂人，或研究编选内容，或考辨收录文士及其作品，或论述编选家选本批评的得失，在前人研究成果颇丰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从分论所考察的几部总集，如温彦博《古今诏集》、徐彦伯《白云记》、《续诗苑英华》、《翰林学士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西汉文类》、《极玄集》等看，作者不过择取了唐代几个时段中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诗文总集进行考述。然而，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作者是按照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时代顺序，对四个时期的诗文总集的编纂特征逐一细考。在总结四个时期的总集编选特征的基础上，作者又将不同时期的编选特征加以比较，揭示出不同时期的诗文总集编选的异同以及后代编选者对前代编选者的接受与创变。如该著第七章第三节将《河岳英灵集》与《国秀集》的选学观、诗学观进行了全面的比较。首先，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国秀集》与《河岳英灵集》的编选背景，指出二集是在初唐诗文总集编纂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自觉继承前人诗学观、选学观及编集方法所取得的硕果”^[5]。其次，作者先比较了二集与初、盛唐其他总集，并指出是二集的主要特点有四：其一，二集重“选”，选诗批评的特点更加明显；其二，选诗方法灵活；其三，选诗心态多样化；其四，二集积极自觉地用纂集的方式描绘其当代诗坛创作面貌、总结诗人诗风及时代之音的特点，是盛唐选诗家成功的探索实践。接着，作者将二集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选本批评范围、编选动因与编选体例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此外，作者又从选学发展的视角指出《国秀集》与《河岳英灵集》在中唐的《箧中集》与《中兴间气集》等多种选本中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展。通过对比现象，发现其中异同，揭示现象背后蕴含的深刻规律，这是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该著通过缜密地逻辑构思，从复杂、繁多的文学现象中抽绎出文学规律。并且善于使用图表，配合数据统计与分析，使问题一目了然。

研究方法运用得当的确可以使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文献功夫是硬功夫。这也正是本书可圈可点之处。本书第三编为文献辑佚。这一部分，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辑补唐人选编诗歌总集15种，如辑补杨恭仁妾赵方等编选《宴乐》五卷、吴兢纂《古乐府》十卷、姚合《诗例》一卷等。辑考唐人选编文总集75种，如温彦博《古今诏集》、王方庆《王氏神道铭》、李吉甫《类表》、马总《奏议集》、李太华《新掌记略》、林逢《续掌记略》、五代前蜀刘赞《蜀国碑文集》等。这些考证，澄清了《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典籍的阙漏错讹，对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做了一次很好的文献整理工作。

如果说是严谨缜密的逻辑结构搭建起全书骨架的话，那么，朴实流畅的语言与详实丰富的材料则是全书的血肉。该著的研究对象为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研究偏重于文献考证与理论阐述，较少涉及具体的诗文内容与艺术特点的评论分析。述多而论少的表述模式决定了是书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作者坚持一切观点来源于第一手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不作任何悬揣。这些材料也正是作者能够对文献进行真伪考辨的重要证据。在使用材料的过程中，作者注重对比相近材料的细节，往往于细微处有所发明。如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当中考察《新唐书·艺文志》重出唐人编选唐代诗文总集，发现《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三处重收。其中，以张楚金撰《翰苑》重收为例。《新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翰苑》三十卷，题张楚金撰，同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丙部类书类重出，为七卷，亦题张楚金撰。作者通过翻检两集，并对两《唐书》中《张道源传》后附《张楚金传》进行对比，又根据《登科记考》对张氏的登第情况的记载，最终判定：张楚金当为同一人，《新志》中七卷与三十卷，属多种文体合集，或一为总集，一为别集^[6]。能够对像《新唐书》这一类正史文献材料予以考证辨伪，不能不说这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点滴贡献。

古典文献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在学科间虽有交叉之处，但二者最终的落脚点并不相同。古代文学研究以文献为基础，张可礼先生在《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文学研究需要对史料文献进行“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7]四个环节。而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从文献中提炼观点、总结规律、阐发思想，不应止步于对文献材料的考辨。文献学研究的最终旨归是要在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中去粗取精，辨伪存真，为进一步的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自觉地承担起了对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的文献整理工作，并以此为切入点，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文献来源，如《新唐书·艺文志》、《玉海》等古代文献材料给予必要的辨伪与补正。这些基础性工作看似无足轻重，对整个学术研究的推进亦似无益处，但是对于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尤其是唐代诗文研究来说，如果没有先期基本的文献考辨以确证真伪，那么所有高屋建瓴的结论将如大厦之摇摇欲坠。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率先整理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以来，学界对唐人诗文总集的整理工作日益重视。此后，傅璇琮先生编撰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弥补了《唐人选唐诗》存在的“底本选择不严、校勘不细”的不足。除了专门的选本文献整理工作外，学界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考述成绩斐然。如吴企明《唐音质疑录·“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等都考述了不同的唐人诗文总集。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本书重考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数量，认为可考确系唐人集纂诗文总集者至少250种^[8]。这一数据刷新了以往众多大家、名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唐人诗文总集的认识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面对眼前可喜的研究成果，想到汗牛充栋的文献材料，我们应该及时反思，是不是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做到了，都做好了。殷璠《河岳英灵集》的不录杜甫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不选李白诗，《国秀集》的不收李、杜二家，这些现今看来不可思议的编选现象，除了选诗家的个性化的取舍之外，其中还折射出当时选诗家怎样的选诗观、文学观与审美观？ 唐代的选诗标准究竟为何产生了如此变化？ 李、杜诗歌在宋代以后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又经历哪些褒贬与尊诋，其经典地位最终如何形成？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渴望得到回应的。

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唐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划分，在古典时代有着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这便是形成于《隋书·经籍志》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加以正式定型。四部分类对应于现代西方学科的文史哲学科，既有吻合的一面，也有内在的不同之处，这便是前者更注重四部之中的有机联系，强调彼此之间的融会贯通，是从文化学的高度去看待典籍与学术的区划与分类，有着许多值得探讨与比较的地方。但还原于中国既有的四部分类语境，去探讨中国历代文学的作品、作家与心态，相对于单一的文史哲分类的研究，更能接近事实的真相与语境的本体。这几年从集部形态去进行文学现象的研究开始兴起，也表明了这种回归的必然性。”^[9]袁济喜教授肯定了该著从集部形态的角度展开文学研究的思路，并指出从文化学的高度去看待典籍与学术的区划与分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更能接近事实。

《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除了具有认知层面的价值以外，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作者将之视为文学文化现象的“唐人选唐诗”行为，这一视角亦值得借鉴。既有唐人编选唐诗文的研究，自当有宋人编选宋诗、宋文、宋词，元人编选元诗、元文、元曲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研究模式在《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成功的案例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同时，我们深知，能够在当今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开辟一方净土着实不易，而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所建树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果，裹足不前，而应当沿着前贤开辟的道路，奋然前行。尽管曲径，定能通幽。

观卢燕新先生之文即知其之人，刚健质朴，谦逊谨慎。如同其所从事的研究时代，盛唐气象般的阳刚劲健，又如书中大段大段的文献考证一般，朴素而有力。若要评价其为文与为人，那么，我想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最恰切不过，“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傅璇琮著：《书林清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2]《书林清话》，第117页。

[3]卢燕新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4]《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第100—107页。

[5]《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第259页。

[6]《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第199页。

[7]张可礼：《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4—24。

[8]《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第8页。

[9]袁济喜：《唐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8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