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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和墓志并非一直并行不悖，体制也不是截然有异。因南朝禁碑的存在，就考古发现来看，北朝留存了较多的墓志铭，其墓志文也发展得更成熟一些。但也能想见，随着朝代的更迭，特别是盗墓行为的猖獗，地上树立的石碑在日趋减少，深埋地下的墓志铭则迅速发展，正好是反向进行。据严可均《全梁文》，梁朝撰写碑志较多的是萧纲(共二十二篇)、萧绎(共二十五篇)、沈约(共十三篇，一些碑志撰写于齐代)三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能理解，南朝禁碑，非有特定的功绩，即非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能得到朝廷立碑的许可。既然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影响，也势必会约请声名显赫者为其撰写碑文。就这些碑志来看，为个人而撰写的，基本上都是墓志，仅有极个别的例外，如萧绎撰写的《隐居先生陶弘景碑》《庄严寺僧旻法师碑》，邵陵王萧纶所撰的《隐居贞白先生陶君(陶弘景)碑》，大概是佛道葬仪不埋藏宝物、不怕盗取的原因。或者说，为个人而撰写的碑文，除佛道外(今留存的绝大多数都是寺庙碑文)，已极为罕见了。大约在隋朝，墓志铭则完全取代了碑文，石碑已难觅其踪了。作为一种补偿，碑文的体制也逐渐挪移到墓志上，促使了墓志体制的完善，最终在隋、唐初形成序、铭并载的墓志体制，即以散体的序记载逝者的家世、履历、去逝年月、葬地等，而以铭文颂扬逝者的功绩。《文选》所载的这五篇碑志，正好能见证这一发展、迁变的历程。

[1]关于墓志铭的生产过程，以及变异、模式化、文体的独特性等情形的论述，可参阅彭国忠《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

[2]范晔撰《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27页。

[3]《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889页。

[4]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沈玉成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俞绍初《〈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认为在天监十八年(519)到普通元年(520)。徐逸民《〈文选〉编纂年代新说》(《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认为是据天监末年编成的《类文》的基础上删简而成，成书当在普通二三年间。

[5]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页。

[6]姚察撰：《梁书》卷一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42页。

[9]李延寿撰：《南史》卷五九《任昉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5页。

[12]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六《孙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7页。

[13]其删减的幅度，就王俭《褚渊碑文》来看，比较大，大约有五分之三的篇幅，但保留了核心内容。

[14]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篇》第八十四条注引《遂初赋序》，中华书局2007年，第167页。

[15]赵厚均《汉魏两晋诔文述略》引《世说新语》中的材料，认为孙绰“往往藉显扬诔主来抬高自己”，甚至招致时人的不满，可参看。文见《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6]王文锦等点校、杜佑撰：《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杂议论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0页。

[17]《宋书》卷一五《礼志二》载：“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318)，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405—418)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中华书局1974年，第407页)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见《隋书》卷八《礼仪志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153页。

[18]《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或见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9]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20]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文心雕龙〉讲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21]孙德谦：《六朝丽指》第36条“人之一身”条，四益宧刊本1923年，第28页。

[22]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四《杜林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5页。

[23]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文心雕龙〉讲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25]陈庆元：《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