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提及“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翰藻”等语词看，其显然比较重视辞采、翰藻。其《序》中也明载“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这一文体演变的增繁倾向。这也是其编撰《文选》的一个重要准则。宋齐以来，时人特别重视“文”，这是时代思潮。这一点，在其所选的齐梁以来的碑志文中体现得也较明显。

碑文如从刘勰所说的“碑碣云起”的后汉算起，经过东汉末蔡邕以及东晋中后期孙绰的示范，到刘宋时期，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这一长时间的发展、蕴育，确实在宋、齐形成了与汉末截然有异的内容撰述，但其格式上却无甚差异，刘师培曾概述为，“固与两汉无异：增两汉之藻彩即成六朝，删六朝之华词仍返两汉”^[20]。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篇多以议论发端，而非直叙亡者的姓氏、籍贯、世系等。如《褚渊碑文》中开端“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随武既没，赵文怀其余风”，紧接着，一句“于文简公见之矣”，一方面在类比、烘托中总述褚渊具有的不朽美德，另一方面则引起下文对碑主的介绍。特别是《头陀寺碑文》，开端更以煌煌五百多字，尽力铺叙佛教精微、涅槃真谛，以及如来以法救世、立教、正法不泯等诸多内容，然后转入正题，记载头陀寺的兴建过程，由此使得笔端摇曳、变幻生姿，这与佛教追求冥悟之妙正能相应。

(二)突破东汉碑文多简括叙事、概述形容的特点，采用历叙生平的方式，举凡与逝者相关涉的重大事件，或撰碑者认为重要的事件，都一一道来，甚至没有什么重要事迹，也会千方百计地烘托、铺陈。如安陆昭王萧缅，《南齐书》卷四五《宗室·萧缅传》《南史》卷四一《齐宗室·萧缅传》均有其传记，但都不长，仅四百余字。再除去各种迁职外，实际上只载了三件事，即竟陵王萧子良与萧缅书，赞其善于理政，“数十年来未有此政”；在雍州刺史任上，“留心辞讼”，为百姓所“畏爱”；还丧建康时，百姓“缘水悲泣设祭”，并于岘山立祠。但在沈约的笔下，则一一尽情铺陈，甚至不厌其烦。这种方式的直接结果就是篇幅急遽增长，整个碑文一下子充实到了一千余字。这也显示出了成熟的六朝骈文特色。

但是，六朝骈文，清代以来，之所以颇受后人的好评，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六朝作品笔力的肯定，“彦昇(任昉)表章，此篇(指《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颇健，不减傅季友(傅亮)也”；再如李兆洛《骈体文钞》，专门选编了先秦迄于隋代的文章(主要是六朝骈文)等，更在于其叙事行文的章法、格调，显示出了六朝的面目或本色。具体有以下四点，确实值得称道：

第一，虚词流转其间，使得文气贯通。否则，不仅容易阻断文脉，还会因句式的凝固而产生板滞、枯涩的弊病。清人孙德谦认为，虚词一如人的血脉，“文亦有血脉，其道在通篇虚字运转得法”，如安排得法，就会气韵生动、文脉贯通。六朝文之所以高妙，“全在一篇之内能用虚字，使之流通”^[21]。如《褚渊碑文》中叙述褚渊靖难的功绩：

桂阳失图，窥窬神器。鼓棹则沧波振荡，建旗则日月蔽亏。出江派而风翔，入京师而雷动。鸣控弦于宗稷，流锋镞于象魏。虽英宰临戎，元渠时殄；而余党寔繁，宫庙忧逼。公乃总熊罴之士，不贰心之臣，戮力尽规，克宁祸乱。康国祚于缀旒，拯王维于已坠。诚由太祖之威风，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谓德刑详，礼义信，战之器也。以静难之功，进爵为侯，兼授尚书令、中军将军，给班剑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 挹。

“桂阳”指桂阳王刘休范，元徽二年(474)举兵反抗朝廷。碑文先尽力夸饰其兵势勇猛，称得上“沧波振荡”，天地失色。接着，用一“虽”字，表明结果，即虽首恶已灭，余党犹盛。用一“乃”字表承接，最终荡平祸乱。用一“诚”字，作退一步说，凸显“翼佐”的重要功绩。最后，用一“可谓”总结，并潜转入靖难之功后的陈述。这也即孙德谦所极力推崇的六朝骈文“上抗下坠，潜气内转”，笔端摇曳的行文特色。

第二，藻饰的成分加重。这种藻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词修饰，如《头陀寺碑文》中“无藩篱之固”、“昭夜景之鉴”、“勒丹青之饰”外，更多是倾向于多方比拟、衬托，或者直接夸饰。如王巾在描摹佛教的精微时，就用了比拟手法，“盖闻挹朝夕之池者，无以测其浅深；仰苍苍之色者，不足知其远近。况视听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灭者哉”，形象地传达了佛教的精微和难以言说。至于夸饰，其例甚多，称得上俯拾即是，如《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中，“灵源与积石争流；神基与极天比峻”，“虽春申(黄歇)之大启封疆，邓攸之缉熙萌庶，不能尚也”，“泽无不渐，蝼蚁之穴靡遗；明无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刑政繁舛，旧难详一。南山群盗，未足云多。渤海乱绳，方斯易理”，“虽邓训致劈面之哀，羊公(羊祐)深罢市之慕，对而为言，远有惭德”等。具体来说，如最后一句，据李善注，邓训因任乌桓校尉时爱惜民众，“至闻训卒，莫不号咷”；羊祜薨时，南州闻丧，则“号哭罢市”。这些深受民众爱护、敬仰的优秀官员，现今都比不上萧缅，对此“远有惭德”，一意凸显了萧缅雍州刺史任上非凡的治政功绩。虽然，此不免多有谀墓、虚饰的成分，为此也引起了后人对六朝文的严词讥评；但在传达声势，营造一种浓烈的氛围方面，以及行文的跌宕起伏，却无疑能高人一筹。

第三，用典密集，无论是点化事典还是袭用成词，都能尽量使其雅化，如若己出，呈现出碑文要达到的典雅、庄重之态。如《刘先生夫人墓志》：

既称莱归，亦曰鸿妻；复有令德，一与之齐。实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负载，在冀之畦。

这短短的三十二字，每句都用了典。“莱”指老莱子，因不愿接受楚王的聘请，与其妻一同逃世，耕于蒙山之阳。“鸿”指梁鸿，其妻甚有德行，“每进食，常举案齐眉”。这两件事均见《列女传》。“簪蒿”指梁统赞扬杜林甘于清贫的高节，“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22]。“杖藜”指子贡见原宪，原宪杖藜应门。“负载”指朱买臣常刈樵，其妻亦负载相随，事见《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冀”指冀缺，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过冀，见冀缺耨，其妻与之相待如宾。这些故实，用在刘夫人身上，突显其甘于贫贱、举案齐眉的高洁品行，确实恰切、允当。“令德”、“一与之齐”，更是挪移曹植《王仲宣诔》以及《礼记·郊特牲》中的成词，但点化自然，毫无滞涩之病，甚至让人不觉有典，泯然无迹。总之，这些故实、成词的化用没让人感到生硬，反而是如若己出；其语言也大为雅化。正是因其文雅，刘师培认为此是“铭”文，而非序文^[23]，也确实有道理。

第四，音节浏亮、和畅。这已是常识，到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颙、沈约等提出“四声八病”说之后，撰文时注意音调的抑扬、和谐，已渐趋是文坛上一种普遍的风尚，虽然一时间还有一些人不大理解，甚且不赞成，如武帝曾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表示质疑，到最后也“不遵用”。^[24]反映在这几篇碑志上，就是颇为注重音节的抑扬顿挫，如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中描写百姓奉送其灵柩的一段：

男女老幼，大临街衢，接响传声，不踰时而达于四境。夷群戎落，幽远必至，望城拊膺，震动郛邑，并求入奉灵榇，藩司抑而不许。虽邓训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罢市之慕，对而为言，远有惭德。神驾东还，号送踰境。奉觞奠以望灵，仰苍天而自诉。震响成雷，盈涂咽水。

句式上，已基本上形成了骈文典型的四、六句式，交错穿插，读起来疾徐有致。且一句之中，大都注重平仄的搭配协调，如“震响成雷，盈涂咽水”，就是仄仄平平、平平仄仄，读来抑扬顿挫。四字之中，绝没有全是平声或全是仄声的情形。这当然是有意协调声韵的效果。不过，整体上，萧统对永明的声律理论并不是很积极，对“新体的态度比较谨慎”^[25]。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除必要的追溯源流、本色而选蔡邕的两篇碑文外，余下三篇，均选自齐梁——也正说明了萧统对藻饰、文采的器重。但是，萧统并非一味求“丽”，而是有一定的节制，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就说一味地追求“典”或“丽”，都有缺点，“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因此要“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当然是源自儒家诗教的一种正统观念，但却能很好地见出其审美理想追求。这样，也就充分保证了选文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