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和墓志的起源，任昉《文章缘起》认为碑文可追溯到汉惠帝《四皓碑》，墓志为晋东阳太守殷仲文作的从弟墓志。《四皓碑》今已无觅。但也可推测，早期的碑文当较简单，故萧统不选，而直接选取“碑碣云起”的东汉时期碑文大家蔡邕的作品，作为早期碑文的典范。

蔡邕之后，时人的共识，如《文心雕龙·诔碑》《南齐书·文学传论》都称赞的碑文大家是东晋中后期的孙绰，即“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孙绰在当日确实身负盛名，“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12]。从辑录早期碑文较多的《艺文类聚》来看，就有《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太傅褚褒碑》《司空庾冰碑》《颍州府君碑》等六通，数量比较多。王、郗等人都是当日居于政治中枢的一流高门的代表人物，主宰着当日的政坛，也即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所论述的当轴人物。这些人都延请孙绰润色为文，可见其赫赫声名。但是，就碑文创作的实绩来看，其所叙述，不免至少有两点缺陷：一，叙述较为简略，虽然《艺文类聚》录文时不免会有一些删减^[13]，但人物事迹的核心，如王导的治世功绩，也仅是“中宗拱己，雅仗贤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鲜之义，殉易简之政，大略宏规，卓然可述”，“管综时务，一日万机，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虚己以招岩穴之俊”，“轨国之钧三十余载”等不多的数语，最多只能说是粗存大略，实难见其具体的历程。二，东晋时玄谈依旧兴盛，孙绰本人也自少时就倾慕于老庄之道，放旷山水，甚至“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归隐林下^[14]。时风所至，其碑文不可避免地附染了一些玄谈的影子，如《丞相王导碑》中“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见机而作，超然玄悟”，“领鉴玄达”；《太尉庾亮碑》中“微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太傅褚褒碑》中“深量体于自然”，“玄识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务不干其度；默尔独得，肤受莫测其奥”等。这些话语，虽能让人领悟其淡泊、静默的品行，却也不免有千人一面的雷同之感^[15]。更重要的是，其行文运思，与蔡邕碑文依旧是同一格调，并没有大的改观。能代表碑文的重要突破，是王俭《褚渊碑文》和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这与当日的文坛风尚息息相关。首先，刘宋以来，时人崇尚辞藻，“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以及“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裴子野《雕虫论》)，都能清晰地见出这一迅疾的发展进程。萧子显也说：宋初以来，在一代文章之手谢灵运、颜延年、谢庄、袁淑等的影响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仰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16]。为此，时人也形成了一个重要观念，即认为骈俪是典雅文风的载体，追求丽辞偶句。这种心态下，表现在碑文中，就是偶对急遽增多，藻饰增强；再一就是业已重视对逝者的家世、生平经历的陈述，体制上已较为完整、固定，增添了逝世年月、葬时葬地等内容，碑文的典型风貌已趋形成。王、孙二文都体现了这种典型风貌。其被载入《文选》，正看出了碑文在刘宋以后的最新发展。当然，这也是到梁初为止碑文发展的最新体制。

至于墓志，其发展，比树立在地上的碑文无疑要迟缓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曹魏以来，东晋、宋、齐、梁，都一直禁碑^[17]，而且，盗墓的行为也防不胜防；为此，不得已，从墓上立碑转移到地下，而形成了墓志。任昉《文章缘起》向前最早追溯到晋东阳太守殷仲文作的从弟墓志。这样，至少在时人看来，墓志只是在东晋晚期才产生，时间较晚。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中言“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赞》，自比《马督》”，没提到墓志，也说明初期的墓志不为时人重视。就现在出土的墓志来看，基本上吻合于事实，如东晋初泰宁元年(323)埋葬的《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墓志》，其铭文仅六十七字，只是简要地载明何时“假葬”，妻子各为谁^[18]。又，墓志研究的专家赵超认为“魏晋至南北朝初年”，是“转化期”，“这时墓志开始正式形成，但还常以小碑或柩铭的形式出现，变化较多”；“南北朝时期”是“定型期”，“墓志的名称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并成为当时墓葬中普遍采用的丧葬用品”^[19]。当然，这也是时人的观念。整体上，从东晋末到梁初，不过七八十年的光景，墓志只是脱离早期简单标识的形态，开始趋向于内容的增繁。就《刘先生夫人墓志》来看，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墓志体制，某种程度上，与其称墓志，还不如说是铭文，其内容由四字构成，倾向于对刘夫人品德的赞颂。这一时期，就现今遗存的墓志来看，撰写较多的有萧纲、萧绎、沈约等人，如《艺文类聚》卷四八、四九所载的《新渝侯墓志》《吴平光侯墓志》《刘孝绰墓志》《裴子野墓志》《庾肩吾墓志》等，都是这种铭文式的颂语。由此，《刘先生夫人墓志》表现的正是那一时节墓志的典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