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篇文章，除去蔡邕的两篇，其余的四篇，都可说是当代文章。褚渊，逝于建元四年(482)；安陆昭王萧缅，逝于永明九年(491)；刘夫人，据文中“暂启荒埏，长扃幽陇”，吕向注“言夫人将开先生(刘 )墓而入焉”，而刘 卒于天监元年(502)。可见，这些篇章，距《文选》的编定最远的也就是四五十年的光景，这势必会有一些个人恩怨等因素的夹杂，最典型的就是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的入选。

沈约，据《梁书》卷一三本传，约在刘宋中期，起家奉朝请。其后历仕齐、梁。但在中兴二年(502)萧衍即帝位时，沈约自以为功高望重，能进位三公，实际上却未能获致，为此产生了消极怨望的情绪，甚至执意立宅东田，瞩望郊阜，撰《郊居赋》以明心志。就是在这一时期，与梁武帝结下了一些嫌怨：

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先此，约尝侍燕，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云。^[11]

“赤章”一事，属道家法术，可不置论；但却牵涉到对萧衍夺取帝位正统性的否认，无形中也揭露了禅代的伪饰，自然触及到了梁武帝内心深处的伤疤——因为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正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萧衍夺亲戚之位，势必为人所不齿。这自是引得武帝勃然大怒。总之，沈约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言谈不敬，终于深深地埋下了一些过节，以致死后梁武帝也未能释怀，特意以“怀情不尽”的“隐”字为谥。武帝在其死后也没能对这位昔日西邸的旧友释怀，积怨不可谓不深。《文选》的编撰是在沈约死后的十余年间。萧统照选不误，说明这类恩怨，在他看来，实微不足道。

至于传主萧缅，其实也可能附着了一些个人的恩怨。萧懿，南齐尚书令，任豫州刺史时曾大破平西将军崔慧景的叛乱，因救驾有功而入朝为官。其对萧齐政权忠心耿耿，但却被听信谗言的东昏侯萧宝卷赐死。而萧懿，正是梁开国皇帝萧衍之兄。作为与明帝萧鸾同父的萧缅，正是萧宝卷的亲叔叔。这种上代杀叔的恩怨，也可能会引起子侄辈萧统的嫌恶，但萧统仍收录。可见其选文还是能秉持一种至公、客观的原则。

再如褚渊，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是标准的刘宋皇室的宗亲；但后来却推举、帮助萧道成夺了刘宋的天下。就是这一举措，而为时人所不齿，李延寿在《南史》卷二十八《褚彦回(褚渊)传》中就直载“然世颇以名节讥之”，并引时人的谚语作证，“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而袁粲，就是在出镇建康时，为维持刘宋的天下谋攻萧道成，事泄被杀。作为南齐皇室的后裔——萧子显也特意在《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传》后添写了一段议论，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看似调达的语调，却饱寓亡国的伤感和痛楚。而与萧统同一时期的手足湘东王萧绎，也曾撰写《忠臣传》三十卷，极力强调“事君事父，资敬之礼宁异；为臣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为令德，窃所景行”(《忠臣传序》)，即肯定忠君的价值观念。但这些时人的讥讽和议论，都没影响《褚渊碑文》的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