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一篇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他人的关注或品评。这些品评，实际上代表着对作品的肯定。

对碑文的发展历程，《文心雕龙》卷三《诔碑》有较清晰的描述：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

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

碑这一文体，最早能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纪迹碑和宗庙前树立的碑。但碑的更大发展是在后汉时期。这时出现了一代制碑的巨匠蔡邕。举例中，刘勰推尊的是其《杨赐碑文》《陈寔碑文》和《郭林宗碑文》。对《郭林宗碑文》，蔡邕本人也曾高自标置，“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2]。可见，《文选》首选《陈》《郭》二文，是时人的一种共识。

《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引《姓氏英贤录》，王巾“为《头陀寺碑》，文辞巧丽，为世所重”^[3]，可见当日也有盛名。王巾，天监四年(505)卒(李善注)。就碑文看，齐建武(494—498)中，诏令江夏王萧宝玄、江夏内史刘諠构筑“曾轩”、“飞阁”等，最终完成了头陀寺的复修工程。作为铭功的碑文，自当在其后不久。而《文选》的编纂成书，一般认为在梁普通(520—526)初年至中大通(529—534)年间^[4]，下限是昭明太子卒的中大通三年(531)。可见，碑文选入《文选》时，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早有定评了。

至于王俭《褚渊碑文》、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以及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三文，虽没有直接史料揭示时人的具体评价。但对于三人的文学才华，时人却是一致公认。王俭“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5]；沈约“遂博通群籍，能属文”，“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6]，为“一代词宗”^[7]。任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公王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8]。当日有“沈诗任笔”之称^[9]，就是说，任昉特别善于写制一些碑铭、奏表等实用文体的。萧纲《与湘东王(萧绎)书》也曾赞叹“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10]。这些都可见时人对他们作品的高度评价。《文选》选择他们的典范作品，也自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