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文选》的经典化历程，或者说已得到社会较为广泛的关注，可说是从隋朝萧该在北方注《文选》，以及曹宪在南方的江、淮间教授《文选》开始。当然，这一蓬勃的历程根子上是与《文选》选文的标准和眼光息息相关。但这一选文特色，人们往往只知其大概，或想当然地认为，而不去深究。其实，其选文并不是这么简单，至少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夹杂，如社会评价、时代风尚，甚至个人的恩怨等，都可能影响到具体的选文。今试以《文选》卷五十八、五十九所录的五篇碑文及一篇墓志，即蔡邕《郭林宗碑文》《陈仲弓碑文》、王俭《褚渊碑文》、王巾《头陀寺碑文》、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以及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为例加以分析，具体而微地彰显《文选》选文的一些特色，进而为理解其选文特色打下一定的基础。之所以选择碑志，是因为碑志除了有“谀墓”的成分和自身的发展历程外，还往往被视为第一手史料，有其复杂性，^[1]某种程度上，也更能凸显其选文的特色。

具体而言，《文选》的编选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