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编译、蒋剑人笔述《大英国志》(History of England)，曰：“当伊莱沙伯时，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舌克斯毕、倍根、呼格等，皆知名士。”^[51]咸丰九年(1859)十月，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口译，李善兰删述《谈天》卷首曰：“即倍根所言，凡理之据，依其诸分与全体相合。如一桥环之诸石相靠，而成全体也。”^[52]同治十二年(1873)，王韬《瓮牖余谈》卷二《英人倍根》曰：“盖明泰昌元年，倍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之者。”又称“英国自巨绅显宦，下逮细民，共习倍根之书”。^[53]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学说》曰：“倍氏、笛氏(即笛卡尔)之学派虽殊，至其所以有大功于世界者，则唯一而已，曰破学界之奴性是也。”^[54]同年，孙宝瑄于日记中记录他阅览《新民丛报》后感想：“近世文明初祖之二大家，一曰倍根，一曰笛卡尔。倍根之学，以为苟非验诸实物而有征者，吾弗屑从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