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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翻刻宋本柳集外，明代出现了本朝人整理柳集的本子，其中还包括一些集注本和评点本。崇祯六年(1633)三径草堂刻蒋之翘辑注《唐柳河东集》，其中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全书二十三册，半页九行十七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题“明檇李蒋之翘辑注”，书口下刻“三径藏书”，前有刘禹锡序、读柳集叙说。这个本子也是和韩集合刻的，但因为它是辑注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蒋注本在明代柳集编刻史上具有创新之处，可见他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从体例上来说，蒋注本《唐柳河东集》正集四十五卷的编次与宋代的百家本、五百家本无区别，可见他所用的底本当是宋本，但外集五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编排与诸本不同，当是蒋氏新编。从内容上来讲，蒋注本是在前人集注本的基础上加以新的补充，所增加的部分主要是明代何良俊、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王世贞、胡应麟等人对柳文的评语，而注文增补较少，可见其书的特色。这部书保留了明人对柳宗元诗文的评语，对研究明代柳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辑录宋人的注文，蒋之翘也是有选择的，主要是详于地理史事而略于训诂音韵，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著录：“《唐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内四十四、四十五为《非国语》上下，《外集》五卷《遗文》一卷为杂著，一《扬子新注》，一《龙城录》。《龙城录》为宋王祬伪托，乃并录之，是无识也。”^[12]蒋注本在后代多有刊刻，除了这部三径草堂本外，尚有崇祯豹变斋刻《韩柳全集》本，卷数、编排皆同。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杨廷理双梧居重刻本，嘉庆十三年(1808)杨至先重刻本，道光十三年(1837)刻本。

明代后期文艺思潮发达，评点文学风起云涌，产生了多部文学评点名著，其中茅坤、孙鑛对柳集的评点较有名气。明初朱右选唐宋韩、柳、欧、曾、王、三苏为《唐宋六家文衡》(并三苏为一家)，开明代选编唐宋八大家风气之先，为唐宋八大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嘉靖唐顺之选编由周迄宋之文为《文编》，按体编排，选录大量的唐宋文章。万历初年，茅坤依据朱右、唐顺之选本为依据，又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影响。《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茅坤传》评价此本说：“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唐宋八大家文钞》在明代凡二刻，卷数、板式皆不同。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刻《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本，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崇祯四年(1631)茅著刻《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本，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其中《柳柳州文钞》十二卷，为卷十七至卷二十八，版心记书名卷次，文旁录刻句读、评文。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青阳、丹徒知县，迁礼部主事，后转吏部，贬广平通判，迁广西兵备佥事，升大名兵备副使。后因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终被忌者所中，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解职还乡，开始了长达四、五十年的乡居生涯。茅坤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卷首有茅坤《柳柳州文钞引》，其曰：“昌黎韩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为羽翼，故此唱彼和，比之喷啸山谷，一呼一应可谓盛已。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杨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家矣。其深醇浑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劲悍泬寥抑亦千年以来旷音也。”^[13]次为《柳柳州本传》。正文十二卷按体编排柳文。茅坤非常推崇柳宗元的山水文，对这些文章几乎都有评语，如《永州万石亭记》批“崔公既搜奇抉胜，而子厚之文亦如此”，《零陵三亭记》批“捞笼胜概，却又别出一见解”，《小石城山记》批“借石子瑰玮，以吐胸中之气”，《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批“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澹宕风雅”，评语虽短小简练，但却抓住了柳氏山水文的精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之《柳柳州文钞》十二卷还衍生出一个品种，即朱墨套印《柳文》七卷本。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眉端刻评语。前有茅坤序，“知用《唐宋八大家文钞》本而更删选之。评则自宋人楼迂斋、谢叠山以至明末人陈仁锡，凡采十余家之说，亦较茅氏原本为增益矣。”^[14]此本为晚明朱墨套印本中的翘楚，字体正文采用细长竖体字，评语则用手书上板，栏外评语及文末总评套以朱色，纸张用白棉纸，刷印装订精良，给人一种舒展灿然之感。

万历时期孙月峰曾评点过柳集，他对柳宗元诗文的评注，集中在万历二十年莫睿刻本《唐柳先生集》上。孙鑛(1543—1613)，字文融，号月峰、湖上散人，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四名进士。历仕文选郎中、兵部侍郎、加右都御史，代顾养谦经略朝鲜，还迁南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少保。孙月峰一生著作宏富，多达四十余种七百余卷，其文学评点如《评杜律》四卷、《朱批唐诗苑》七卷附录一卷、《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三十卷、《评古今翰苑琼琚》十二卷、《评三苏文苑》八卷、《朱订西厢记》二卷、《朱订琵琶记》二卷、《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四卷、《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百卅卷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较大，以至被称为为明代文学批评的巨匠。孙氏评点的这部《唐柳先生集》在身前及身后默默无闻，直到民国年间被绍兴藏书家李应韶发现，交付上海会文堂书局民国十四年(1925)影印发行，孙评本柳集才重见天日为人所知。影印本书名更改为《明孙月峰评点柳柳州全集》，四十五卷，分上下两函十六册。卷内题下间有“月峰评阅”朱文篆印及白文“孙鑛之印”，或有浓淡正斜，当为原钤者。前有莫睿原序，次为熊希龄《重印孙评柳州全集序》、王家襄序、章士钊《记读孙评柳集事》、杜亚泉《书孙月峰先生评点柳州全集后》、李应韶《重印孙批柳州集跋》，讲述发现孙评本的来历与交付影印历程。李应韶跋曰：“洎光绪癸卯，应韶旋里扫墓，於老屋尘残败蠹中检获《孙月峰先生评点柳州集》，首尾完整无缺，不觉狂喜，携回苏寓，手自整葺而校理之。披阅数过，觉柳州诗文佳处得先生之论而益彰，即其指摘瑕疵，亦足令古人心折。一字褒贬，几於春秋谨严。洵河东之功臣而文章家之良导师也。”^[15]孙月峰评点柳集真可谓是胜义纷呈、精彩绝伦，字里行间处处充满了灵动，正如杜亚泉《书孙月峰先生评点柳州全集后》所说：“其评点《柳州全集》，自始迄终无一毫苟且疏略之处，其端谨与勤勉尤足令吾人景仰不已。”如评《江雪》一诗“当景耳，道得峭快便入妙”，评《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起有逸思，律中见古意”，评《渔翁》“是神来之笔，句句险绝，炼得浑然无痕，后两句尤妙，意竭中复出余波，含景无穷”，这些评语别出心裁，深得柳宗元诗歌心境三味。

从北宋穆修、沈晦、李褫、李石、叶桯、赵善愖、汪檝等人编校整理《柳河东集》，到南宋张敦颐、韩醇、童宗说、潘纬、严有翼等人音辩注释，可以说有关柳集的校勘、集注与编刻基本上都做完。明人在柳集的整理上几乎是乏善可陈，能够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翻刻，让这些宋本柳集不至于湮没无闻。《柳河东集》的几个主要宋本在明代都有翻刻，如《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一书，在明代就有四十五卷本、四十三卷本两种翻刻，卷数区别仅为四十五卷本加了外集两卷。从明初到明末都有翻刻，粗略统计有六次之多。此外明代刊刻此书还有一些衍生品种，如《京本校正音释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二十卷，都是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这个系列的。再如南宋廖莹中世綵堂《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本，在明代就有郭云鹏、吕图南两种翻刻本，而吕图南本又有宁瑞鲤重修本，胡士儁递修本，可谓是一脉相承渊源有自。明代大量的刊刻柳集对保存、传播柳宗元诗文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人编刻的柳集因明代的多次翻刻流传下来，这对重新整理、校勘《柳河东集》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这也是明代编刻柳集的重要贡献。

明人对《柳河东集》的编刻无法超越宋人，除了大量翻刻宋本柳集外，明代关于柳集的整理主要是评点，这是明代复古文学思潮与文学评点影响下的产物。从茅坤、孙月峰对柳集的评点来看，他们多针对柳宗元作品的艺术风格而发，尤其是重视柳氏的山水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恰好是《柳河东集》中的精华，显示出明人深厚的艺术修养与鉴赏眼光。这部分柳集评点之作是明代柳学史上的主要成果，值得重视。

[2]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76页。

[3]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4页。

[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6页。

[7]蟫隐庐重印世彩堂刻本影印《河东先生集》，新北：新北广文书局，1968年，第2页。

[8]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9]吴文治点校：《柳河东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8页。

[11]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03页。

[12]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13]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6页。

[1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06页。

[15](明)孙月峰：《明孙月峰评点柳柳州全集》上函，上海：上海会文堂书局，1925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