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编刻《柳河东集》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对宋本柳集的翻刻，几乎宋刻本柳集在明代都有翻刻，这是明刊《柳河东集》的主体。另一种是明人辑注柳集，包括对柳集的批注与评点，代表了明代柳学的主要成就。

先谈明代翻刻的宋本柳集，这部分情况较为复杂。翻刻宋本柳集从明初到明末各地都有，名目、卷数、编次、刊刻者各有不同，导致版本繁多。南宋绍兴初刊刻的《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是现存最早的柳集注本，属于综合各家集注本，署“南城先生童宗说注释、新安先生张敦颐音辩、云间先生潘纬音义”。其中正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前有乾道三年(1167)陆之渊序、刘禹锡序，扉页有“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诸贤姓氏”一览。今存明初翻刻本三种，无具体刊刻时间，十二册，半页十三行二十三字，四周双边，黑口，无鱼尾。正统十三年(1448)王宗玉善敬堂翻刻此书，板式皆同。诸贤姓氏题“中山刘禹锡编、河南穆修叙、眉山苏轼评论、胥山沈晦辩、新安汪藻记、张唐英论”等，后有“正统戊辰善敬堂刊”一行。别集前扉页刻“新刊柳文集注。善敬书堂。柳文旧无善本，今得诸名公增广注释音辩，极为明备，三复校正，一朝绣梓，使天下学者得以见昌黎、河东二先生文集之大全，岂不为盛世文治之一助云”。善敬堂此本流传颇广，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海内外有近二十家图书馆入藏，多为递修之本。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有晚清两朝帝师翁同龢过录何焯的批校，南京图书馆藏本为丁丙题跋，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为钱曾、黄丕烈、张金吾等旧藏，先后流传有序。《适园藏书志》卷十曾著录，可见善敬堂本柳集的影响。

万历二十九年(1611)莫睿在杭州翻刻宋本，题《唐柳先生集》，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龙城录》二卷、附录二卷、《传》一卷，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不过板式不同于善敬堂本，是明代后期另外一种翻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内页注文小字双行。书前有莫睿手书刘禹锡序，署“万历二十九年岁次辛丑莫睿书”，次为柳集编注诸人名氏。莫睿此本未知底本所用何本，因其将旧注者姓名全部删除，从所署童宗说、张敦颐、潘纬三人姓名来看，当是从南宋绍兴初期刻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所来，仅将宋本正集、别集合并为四十五卷，其他卷次未变。莫睿本在晚明时期也有翻刻本，即金陵光启堂《柳柳州先生全集》四十五卷本，卷数、板式皆同莫本，卷首刘禹锡序并署款“万历二十九年岁次辛丑莫睿书”照旧。

明初流传的柳集还有《京本校正音释唐柳先生文集》一种，正集四十三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附录一卷。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十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书口下间有刻工姓名，如王英、叶荣、李文英、范元寿等。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著录，称“此本伪字泉涌，非善本也。”^[2]这部书从书名、作者来讲，与《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在内容上无差别，唯独板式有别，从傅增湘判断该本错误较多来看，应该是坊间的翻刻本，书名上印“京本”二字，为书贾常用促销手段，不足为据。

《柳河东集》在明代中后期刊刻较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嘉靖间苏州郭云鹏济美堂刻书颇为有名，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将济美堂所刻数种历代别集收录。《河东先生集》是济美堂嘉靖年间重要的刻本之一，该书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龙城录》二卷、附录二卷、《传》一卷。二十册，半页九行十七字，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口下刻“济美堂”三字，间有刻工名。前有刘禹锡序、陆之渊序、文安礼后序，末有穆修后序、沈晦后序、李褫后序，另有李石跋、韩醇跋，以及正统四年(1439)南秀文跋。本书序、目录以及每卷后皆有牌记，题“东吴郭云鹏校寿梓”。郭云鹏字万程，吴县人，“嘉靖癸卯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三十卷，嘉靖己未刻《曹子建集》十卷，无年号刻《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传》一卷”^[3]。济美堂本《河东先生集》与苏州徐封东雅堂刻《韩昌黎集》在板式、字体上相同，故有人猜测这两部书同根同源，都出自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此与徐氏东雅堂韩集板式行字相同，盖出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但韩集犹刻于柳集之后，而世盛称东雅堂韩集鲜称此本者。”^[4]在该书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中也说廖莹中世彩堂《柳河东集》四十四卷“有明郭云鹏济美堂翻雕本，此本行字板式与徐氏东雅堂刻韩集同。”^[5]与叶德辉有相同看法的是傅增湘，其《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二《明济美堂刻河东先生集跋》：“盖嘉靖中郭氏据宋本重刻，世人以配东雅堂《韩集》，盖皆出于廖氏世彩堂本也。”又说：“郭氏此书雕镌极精，近年世彩堂本出世，持以相校，不特字体之规格宛然，即笔致亦复肖似，可谓良工妙技矣。”^[6]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如罗振常《读世彩堂本河东集杂识》就说：“郭本视廖本异同得失，非细勘不能知。然略事校雠，已得其概。大率郭本注语，或采廖氏，或采旧注，或仍同廖本而增减其字句，颠倒其前后。其廖本有按字诸语，每删除不取。去取之间，殊不明用意所在。如卷一《平淮夷雅皇武篇》题下，廖本述吴元济事本末一百八十余言，而郭本只采旧注寥寥数语，又《皇武篇》‘旷诸四纪’句下，廖氏考订‘四纪’亦一百八十余言，郭全不取。又卷三《封建论》题注，廖本采旧注者郭皆仍之，至‘按唐之藩镇’以下一百五十余言，潘去不留。此皆不可刊除者，郭氏毅然去，诚未见其谤当也。”^[7]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也说：“济美堂本版式相同于廖氏，注语大有增减。世传复震廖本者，实为讏言。陈景云著《韩集点勘》，称东雅堂刊《韩集》用世綵堂本，或因是而误为推测欤？”^[8]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吴文治先生根据多种版本整理《柳河东集》，发现济美堂本的注文与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完全相同。罗振常指出济美堂本与世彩堂本的不同之处，正好是世彩堂本与百家注本、五百加注本的不同之处，故而得出济美堂本不是翻刻世彩堂本的结论。吴文治《柳河东集点校后记》说：“郭云鹏所刻济美堂本，无论是正文或注释，实际是五百家注本的直接翻刻本。有人认为济美堂本系翻刻世彩堂本，这是仅从其板式着眼的皮相之谈。”^[9]所谓济美堂本柳集翻刻世彩堂本的疑误，至此得到澄清。

郭云鹏济美堂在明代后期屡有翻刻，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吕图南桂林刊本即为翻刻郭本。傅增湘《明万历本河东先生集跋》谓：“此《河东先生集》乃依济美堂本翻刻者，其本书卷第及外集、《附录》《集传》等无不相同，即行格亦遵而不改，当是就郭氏所刻影摹上板者。”^[10]吕图南，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升礼部主事。有《四书辑说》《壁观堂文集》等数十卷行世。他于万历三十八年出任广西巡抚按御使，见粤西少柳集，出资请属下李文华、李九岳、王松龄等用郭本翻刻。书首有吕图南序、又序两篇，交代刊刻原委。吕本又有梯天启三年(1623)宁瑞鲤重修本，崇祯三年(1630)胡士儁递修本，可谓影响深远。

明代也出现过白文本柳集，如万历二十年(1592)永州叶万景刊刻《柳文》二十二卷，即是无注白文本。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前有吴中传《刻柳文题辞》、李懋桧《永州新刻柳子厚全集序》、后有林汝诏《柳文后序》。该书按体分类，有文无诗，同一文体无论篇目多长也仅编为一卷，且不收《非国语》二卷》。叶万景字霁伯，号清寰，浙江鄞县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万历十七年(1589)以刑部郎中出任永州知府，《永州府志》卷十五有传。据林汝诏《柳文后序》知此书实由林汝诏主持编刻，其序曰：“堂翁清寰叶公，出守芝阳，以永故先生旧游地，新先生祠宇，暇又出先生全帙属不佞编次校刻之。”后署“万历壬辰夏五之吉，赐进士出身文林郎永州府推官闽漳林汝诏书于复清公署”，可知是林汝诏在出任湖广永州府推官时受上司叶万景命校理刊刻柳集。从内容上看，林汝诏编刻柳集时将书中原有的次序打乱，进行重编，将原书四十五卷压缩至二十二卷，且剔除了《非国语》，同时将旧注删掉仅保留原文，这种做法在明代还是首次。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此本，为清代焦循批校本，弥足珍贵。

韩柳齐名，在明代也出现了两部韩柳全集本柳集。嘉靖十六年(1537)，时任监察御史的游居敬在宁国府刊刻韩柳全集百卷，其中《柳文》正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卷端题“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南平游居敬”，前有游居敬序，称所用底本为“苏闽旧刻”，实即是元刻麻沙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删去注文后的白文翻刻本。将二本对比，发现卷次、篇目全同，而且游氏文字校改不多。该书在字体上采取横轻竖重的宋体字，点画精美，颇有丰腴健硕之风姿。明代刻书自成化年后，字体多用宋体，游本当是受到彼时刻书的影响所致。二十年后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莫如士刻《韩柳文》所用底本即游本，其中《柳文》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题“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新会莫如士重校”，前有刘禹锡序、嘉靖十六年游居敬序，嘉靖三十五年(1556)王材序。全书九册，半页十一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一部。游居敬编刻韩柳全集在前，莫如士编校韩柳文在后，但莫氏其实没有做到重校，不过是将游本改换据为己有。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说：“按此本原为嘉靖十六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游居敬所刻，后十九年，莫如士出按南畿，改换题衔，攘为己刻，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已辩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