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通过梳理《详定本草》《重定本草》《圣惠方》及《普救方》的编纂情况，我们对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国家为推动医学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当然，限于本文的篇幅与史料的不足，我们所得的印象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无法将历史的丰富细节完全描摹呈现出来。不过，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并作更深入的思考。医籍在传统典籍中属于十分特殊的一个门类。在研究中，人们往往就事论事，仅从医学内部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书籍，所得结果虽然能解决某些特殊的问题，但难以避免见树不见林的缺点，实际上也会妨碍更深入的理解考察对象。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医籍自然也不例外。正如本文讨论的四部医籍，它们同赵宋的两位开国君主太祖、太宗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宋初的政局变动，存在着种种隐秘而复杂的联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些书籍绝非仅是医学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政治的产物。当然，成书之后，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必定会产生巨大且持久的影响，为两宋三百年医学的繁荣奠定下牢固深厚的基础。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科院古籍研究所)

【注释】

[1]目前学界对于宋代“祖宗家法”的讨论，当以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最为周密详尽。邓先生指出：“在宋代，信守‘祖宗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所谓‘祖宗之法’的规范，广泛存在于宋代君王及士大夫的理念之中，对于现实政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它不是一组可以具象指称的实体，而更接近于一套行为标准、精神原则”，“大致而言，宋人对于‘祖宗家法’的解释，有狭义、广义之不同。狭义主要指与皇家事务有关的处置原则，广义则包括处理国家事务时所遵奉的精神。不过，即便是狭义的理解，也会从皇室的家事联系到国家的政事”，见邓氏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3页、第69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6页。

[3]《长编(一)》卷九七“开宝九年六月庚子”条，第373页。

[4](宋)掌禹锡等撰，尚志钧辑复：《嘉祐本草辑复本》，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29—530页。

[5]按，(宋)王应麟：《玉海(二)》卷六三《艺文·艺术》“开宝重定本草”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1195页)、(元)脱脱等：《宋史(一)》目录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宋史(二六)》卷二六九本传(中华点校本改作“佑”，参见本传校勘记[一]，第9251页)、《长编(一)》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戊申”条(第300页)均作“祜”，未知孰是。

[6]《嘉祐本草》“引书传”之“开宝重定本草”条，第530页。

[7]《嘉祐本草》卷一“序例上”《总叙》，第2页。

[8]《长编(一)》卷十四“开宝六年四月戊申”条：“知制诰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颁天下”，第300页。

[9]《玉海(二)》卷六三《艺文·艺术》“开宝重定本草”条：“开宝中，命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详定，附益一百三十三种，学士卢多逊、昉、蒙刊定之。六年四月癸丑，知制诰王佑等上之，御制序”，第1195页。

[10]《宋史(二六)》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6页。

[11]《长编(一)》，第380—381页。

[12](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19页。

[13]关于宋太宗继位真相的探讨，可参看侯扬方：《宋太宗继统考实》，《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14]参见《宋史(二九)》卷三〇九《程德玄传》，第10155页。

[15][日]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四五《方论》二三“王氏怀隐等太平圣惠方”条引，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16]《宋史(三九)》卷四六一《方技上·王怀隐传》，第13507页。

[17]《宋史(三九)》卷四六一《方技上·马韶传》，第13500页。

[18]《长编(一)》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十月丙戌”条，第503页。

[19](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15页。

[20]《长编(一)》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条：“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为一千卷，小说为五百卷”，第401页。

[21]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五)·崇儒五)》“编纂书籍”之“文苑英华”条：“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35页。

[22](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42页。

[23]《记闻》卷三，第41页。

[24]参见刘时觉：《宋元明清医籍年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2页；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以国家与医学为中心》，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第39页。

[25]《玉海(二)》，第1196页。

[26](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医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7页。

[27]《长编(二)》，第736页。

[28]《玉海(二)》，第1196页。按，“救”原误作“效”，今改。

[29]《长编(一)》，第503页。

[30]《玉海(二)》卷六三《艺文·艺术》“太平圣惠方”条，第1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