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籍研究 总第65卷
1.5.1.1 一、《开宝新详定本草》与《开宝重定本草》的关系
一、《开宝新详定本草》与《开宝重定本草》的关系

太祖赵匡胤作为宋王朝的建国者,也是第一位积极鼓励发展医学的宋代帝王。若要追溯其中的缘由,我们会发现这与太祖的个人生命体验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作《长编》)卷十“开宝二年(969)二月己酉”条所载:

客省使卢怀忠使江南还,中途遇疾,肩舆归京师。上遣太医诊视,和艾以赐怀忠,谕旨曰:“我尝灸,得力,汝当勉之。”[2]

当臣下卧疾在床时,太祖不仅遣医赐药,而且以身说法,多加鼓励。其弟太宗患重病,太祖更是亲自治疗,关怀备至:

(晋王光义)尝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王觉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苏息,上乃还。疾良愈,复往视之,赐以龙凤毡褥。[3]

要发展医学,首先必须相信医学,绝不能讳疾忌医。太祖曾经得益于此道,故推己及彼,希冀他人通过医治也能够缓解、消除病痛,并最终恢复健康。当然,秉持仁心,运用手中掌握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医学之利普施于天下,扩充成惠及万民的仁政,则更是身为帝王的太祖所乐行之事。《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以下简称作《嘉祐本草》)“引书传”之“开宝新详订本草”(以下简称作《详订本草》)条云:

开宝六年(973),诏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圭、王光佑、陈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详校诸本,仍收陈藏器拾遗诸书相参,颇有刊正别名及增益品目,马志为之批注,仍命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刊定,凡二十卷。御制序镂板于国子监。[4]

该书是宋代第一部由国家主持编纂刊行的医书,象征意义重大。不过,在其问世后不久,就被发现当中存在着不少纰漏,为免贻误于人,太祖旋即下令,加以全面修订:

开宝七年(974),诏以新定《本草》所释药类,或有未允。又命刘翰、马志等重详定,颇有增损,仍命翰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佑[5]、扈蒙等重看详,凡神农所说以白字别之,名医所传即以墨字,并目录共二十一卷。[6]

新版是在《详订本草》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故又被称作《开宝重定本草》(以下简称作《重定本草》)。由于两者编纂时间过分靠近,让人往往莫辨其先后。仁宗嘉祐二年(1057),掌禹锡等人奉诏补注《神农本草》,其时尚能区别二书,明确指出“国朝开宝中,两诏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相与撰集,又取医家尝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种,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学士卢多逊、李昉、王佑、扈蒙等,重为刊定,乃有详定、复位之目,并镂板摹行”[7],但此后的文献中就常见到张冠李戴的记录,如《长编》[8]、《玉海》[9]均将后者的定稿呈上之日,误系于开宝六年(973)四月。事实上,李昉于“(开宝)五年(972),复知贡举……明年五月,复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10],显然不可能提前一个月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重修工作。

《重定本草》编纂完成后,似乎并没有按照原定程序广颁天下,而只是庋藏于宫廷。直至仁宗朝,朝廷组织人员利用前代医籍参校补注《神农本草》,湮晦已久的书籍,方才借机偶露了一点真容。不过,实用性的医药书籍,往往后出转精,既然有了更新更全面更准确的著作,那么等待旧者的就是逐渐被淘汰的命运。之后,《重定本草》愈发少人问津,并最终彻底亡佚。

开宝九年(976)十月癸丑,太祖中道崩殂,其胸中许多尚未实现的宏图伟愿,只好戛然而止。不过,随着太宗的继位,一度搁浅的计划又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有相当部分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医籍的编纂正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