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史记·天官书》王元启、朱文鑫二先生之假说，虽然在上文讨论中未能成立，然而其所提出的观测视角互换而所得结论相反的思路，使得重新审视星图布局成为验证假说的一种必要手段。因而，在掌握星图的基础上，结合天文志记载，从天象位置运行角度来验证相关假设，未尝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史记·天官书》中官左右方位的辨明，不仅对于古代天文学，如开篇所言，其对于战国秦汉“象天设都”之研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何以言此？ 前文看似集中探讨天枪、天棓二星之左右位置而无他，实际其左右关系又依托于紫微垣，进一步言之，乃紫微垣中的左右二垣来划定，所以这一考证步骤，实则也是揭示天文紫宫完整方位布局的过程。以上文星图(图3)为例，紫宫居中，东西为两面垣墙，南侧两垣间的开口为天门“阊阖”，紫宫后有阁道跨过天汉。

此外，都城“象天”研究包含两个主要对象，一为星官，一为地面都城，相对于后者，星官所能提供的最有力证据，大部分依托于以“前后左右”为代表的基本空间方位方面，此论断就秦汉都城“象天”分析而言，并非过分，所谓“借鉴意义”亦非虚语。

这一被人为赋予方向特殊内蕴的紫宫，还要与地上人君的都城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子夏易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56]；《汉书》亦载“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57]。此处之“垂”与“象”，堪称意味深远。所以，紫宫与都城之间的对应，更主要的应该是竭力表现出一种直接的上下垂直对应关系，通过模拟天上紫宫布局，显示天子都城的神圣与权威。

正因为星象与古代都城布局二者间这一特殊关系的存在，学界也开始将星图引入古代尤其是秦汉都城的研究之中，其对于拓宽古都文化研究既有范式，丰富对古都营建中的精神层面思想精髓的体认，无疑有重要意义，这尤其表现在对西汉长安的都城形制的探讨方面，兹以西汉长安为例，略作申述。

西汉长安，《三辅黄图》言其亦称“斗城”，“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58]学界对于此说之真实性问题多有争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赞同者中间，出现将星图与长安城布局相对比，以探究“斗城说”合理性的研究方法。

结合星图来分析长安都城布局，未尝不是检验“斗城”说的一种可资尝试之途径，在此思路指导下，学界对西汉长安“斗城”主要形成两种理解：其一，将整个长安城主体视作紫微垣，南部城墙屈曲部分视作北斗，北部渭水对应天汉^[59]；其二，将北城墙西段与南城墙东段，分别视作北斗与南斗，内中长安宫室等视作紫微垣^[60]。可见，这两种“斗城说”，相互间也差别迥异，难以兼容^[61]。

因西汉长安涉及“象天”的其他相关记载阙如，所以这种比对过程难以做到位置上的精确考证，结论也难免略显粗糙，自不可过分苛求之。然而除却这些不可抗因素，单就学界对于星图之使用而言，其方式可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学者目前所使用的星图，多为我国古代天文星图，上文所说的垂直对应关系，古代在未有投影法制图的条件下，主要依照极坐标来确定恒星的位置。虽然如此，星图与天空恒星的相对位置关系并未变化，所以这种上下垂直对应关系仍有象征意义。

然而在汉长安城的具体研究中，学者将星图直接与都城平面图置于同一地上平面坐标系中进行比较，以致相对忽视星图本身重要的方向变更问题。具体言之，在上所述第一种“斗城”解释中，如图5所示，星图与汉长安城南北方向一致，然而左右即东西方位却是颠倒的。第二种观点，如图6所示，揣其文意，同样欲表达垂直对应关系，然而星图的使用同样忽略左右方向的问题；若欲与汉长安城南北方向相对应，可假设星图表示“斗柄西指”的秋冬之交季节夜空、观测者南面而立，此时北斗位置实际大致在西北方，而南斗约为西南方，因此很难与作者标识在长安城垣上的特定地段，特别是东南方向上的南墙东段相对应。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将星图与西汉长安间的对应视为“客观事实”^[62]、“非常吻合”^[63]，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图5　汉长安与紫微宫北斗布局比较^[64]

总之，对《史记·天官书》中官左右方位的考证，在纠正部分星官位置错讹的同时，结合相关学者的推论，梳理出紫微垣由北而南、由南而北的两种完整方位体系，这对于古代都城“象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空间方位上的参考，或具有一定意义。

图6　汉长安与紫微宫南北斗布局比较^[65]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注释】

[1](清)钱大昕撰：《潜研堂文集》卷三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92页。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三〇《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306页。

[3]涉及都城“象天”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方面：秦汉都城研究，如刘瑞《秦信宫考——试论秦封泥出土地的性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编辑部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用信宫在咸阳都城布局中的居中地位来论证其“天极”象征；张鸿杰《秦都咸阳的规划与建设》(《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3页)用冬至星图与咸阳都城布局作南北轴线上的比较；徐卫民《秦都咸阳的几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编辑部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六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认为信宫象征天极在秦代曾短时期内存在；王学理《法天意识在秦都咸阳建设中的规划与实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3页)认为秦信宫对应南斗星官；李小波、陈喜波(《汉长安城“斗城说”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第63—64页)将北斗与汉长安南墙形状相联系；韩国河《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61—63页)认为汉长安城南北斗的“斗城说”可以成立；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71—72页)将南北斗分别比附于长安城南墙与北墙的特别地段；郭璐《秦都咸阳规划设计与营建研究述评》(《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年第2期，第212页)在总结诸家对秦咸阳“象天”研究的同时，提出动态中把握秦都城市规划理念的中肯观点。将帝陵布局与天官星图整体结合研究，如刘九生《秦时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天人合一整体观》(《唐都学刊》，2013年第2期，第1—16页)，相关成果又见刘氏著《秦始皇帝陵与中国古代文明》(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对具有“象天”意蕴的数座古都、古城进行对比或综合研究，如马世之《“玄象”与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2期，第51—52页)总结了自先秦吴、越都城，至秦咸阳、汉长安“象天”的相关资料；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62—63页)认为汉长安模仿紫微垣与北斗，唐长安具有周易六爻象征。陈喜波《“法天象地”原则与古城规划》(《文博》，2000年第4期，第16—17页)对秦咸阳的天文南北轴线有较细致论述；王静《中古都城建城传说与政治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对南北朝时期都城、隋洛阳、宋东京等，尤其对西汉帝陵与长安间的空间关系，都有在天文视角下的深入研究。

[4]按：古今学者对《天官书》“中官”是否为“中宫”之讹颇有争议。此与拙文主旨不相冲突，故仍从《天官书》表述，皆作“中官”，予以说明。

[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290页。

[6]兹举数例：清人吴肃公《天官考异》指出《史记》、《汉书》所载天棓星数量不同，应从《史记》作“四星”，见王德毅：《丛书集成续编》第78册《昭代丛书甲集卷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594页；清人梁玉绳与吴氏见解一致，详参氏著：《史记志疑》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93页。刘朝阳著：《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7](清)方苞撰：《史记注补正》，《丛书集成新编》第111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15 页。(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93页。

[8]马玉山：《〈史记·天官书〉献疑(三)》，《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34页。

[9](清)王元启撰：《史记三书正讹》，《丛书集成新编》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97页。

[10]杨钟贤等主编：《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第二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386页。

[11]朱文鑫著：《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0页。

[12]按：陈先生应该是直接沿用朱先生之观点，并未提供其他补充性证据，详参陈氏著《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267页。

[13]《史记注补正》，第15页。

[14]《史记志疑》附录，第693页。

[15]《〈史记·天官书〉献疑(三)》，第34页。

[16]《史记三书正讹》，第97页。

[17]《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第10页。

[18]《中国天文学史(上册)》，第284页。

[19]陈久金著：《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20](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4—566页。

[21]王渭清著：《张衡诗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2](清)王先谦撰：《释名疏证补》，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8—119页。

[23](北宋)王洙等编撰：《地理新书校理》卷一，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24]转引自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第3期，第38页。

[25]转引自吴守贤，全和钧主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09页。

[26](唐)瞿昙悉达撰：《唐开元占经》卷六七《石氏中官·紫微垣星占五十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81页。

[27]夏鼐著：《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28](南宋)郑樵撰：《通志》卷三九《天文略第二·紫微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35页。

[29](元)脱脱撰：《宋史》卷四九《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3—974页。

[30](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卷一《戎政总部》，北京：中华书局，1934年，第741册，第2页。案：诸家所引《星经》此文，又分见于：(清)沈钦韩撰：《两汉书疏证》卷二〇，浙江书局本，第7册，第20页；(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一九二《嘉礼六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10页；(清)张廷玉等撰：《骈字类编》卷一《天地门一》，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31]《唐开元占经》卷六七《石氏中官·天一星占六十一》，第483页。

[32]案：中华书局本《晋书·天文上》“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理”句，校注引清孙云龙《晋书考证》云：“‘左’下‘星’疑衍。”然据《唐开元占经》所引巫咸占，“紫宫门左星”确存，故《考证》之说不能成立，中华书局本《晋书·天文上》此注亦非当，详参(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十一《天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4页。

[33]《唐开元占经》卷七〇《甘氏外官·大理星占三》，第514页。

[34]改绘自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4页，于原图基础上增绘天一、阁道二星官。

[35]徐振韬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词典》，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36]《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289页。

[37]《晋书》卷十一《天文上》，第289页。

[3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290页。

[3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7页。

[40]陈久金译：《史记(中)》，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68页。

[41]刘操南著：《历算求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4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 2 9 0页。

[43](清)钱塘撰：《史记三书释疑》卷三《天官书》，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集，《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112页。

[44](清)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四《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3页。

[45]注：为明晰诸史天文志记载之差别，表中下划线乃笔者示意所加。中华书局本《晋书》《隋书》《宋史》三史之天文志，唯独《晋书·天文志》与所据原本间文字差别较大，故以《晋书·天文志》为例，另具体搜罗三种版本以资参对，予以说明。

[46]按：因中华书局本《晋书》此处未出校对，其或在比对诸版本时将“右”字作衍文处理而削删。

[47](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天文志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5页。

[48](清)卢文弨撰：《晋书天文志校正》，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集，《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3518页。按：王、卢二氏所据晋书版本，依照卢氏校注，或为宋百衲本，细节未详。

[49](唐)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九《天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30—531页。

[50]《晋书》卷十一《天文上》，第290页。

[51]《宋史》卷四九《天文二》，第978、981页。

[52]《唐开元占经》卷六五《石氏中官·天枪占六》，第451页。

[53]《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293页。

[54]《唐开元占经》卷六五《石氏中官·天枪占六》，第451页。

[5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291页。

[56](周)卜商撰：《子夏易传》卷七《系辞上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3、134页。

[57](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273页。

[58]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一《汉长安故城》，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59]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62—63页。相同之结论，又见诸李小波：《辞赋中的古都规划思想》，《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第24—25页；李小波，陈喜波：《汉长安城“斗城说”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第63—64页。

[60]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71—72页。

[61]按：王静先生对古代魏晋唐宋“象天设都”问题有十分细致精深的论述，同时也对李小波先生“斗城说”持赞同之态度，然其又提出“汉长安城布局模仿紫微垣、南北斗已毋庸置疑”之结论，前后观点恐并不一致，详参氏著：《中古都城建城传说与政治文化》附录1《汉都长安与陵区之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1页。

[62]李小波：《古都形制及其规划思想流变》，《城市问题》，2002年第3期，第12页。

[63]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第71页。

[64]引自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第62—63页。

[65]引自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