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29日。今晚我在一位新来的病人床前坐了很久。这是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年轻人，19岁左右，是南方军马里兰第2部队的士兵。他非常虚弱，右腿已被截肢，疼得没法睡觉。和往常一样，医护人员给他注射了很多吗啡，但情况并没有改善。这是一位聪明的小伙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很讨人喜欢。他一直抓着我的手，把我的手贴着他的脸，不愿让我离开。我在他身边说着一些安慰的话，想帮他减轻痛苦。这时，他突然对我说：“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我其实来自南方军。”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我每天都去探望他，两周之后，他还活着。不过，死亡已经离他不远了，他相当孤独。我很喜欢他，总是亲吻他，他也会亲吻我。在隔壁病房，我发现了他的弟弟。这是一位有军衔的北方军军官，一位勇敢虔诚的战士——克里夫顿·普兰蒂斯上校。他来自马里兰州第6步兵团，他在4月2日的匹兹堡的一场战役中受了伤。之后他挣扎了很久，受了很多折磨，于1865年8月20日死于布鲁克林。兄弟俩是在同一场战役中受的伤。一位坚定地支持联邦制，另一位坚定地支持分裂，他们各自为着自己的信仰而战，最后都受了重伤。四年之后，兄弟俩在同一家医院相聚，最后为自己的理想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