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杂家与中国文学观念之确立

《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是杂家思想的产物，杂家呈示人性各个层面和侧面，是人性复杂之展现，也是人性蕴含无限可能之参照，此恰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之文心相通。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诸子书》曰:“商鞅、韩非，皆欲人畏惧而自祸其身……《吕氏春秋》可取者，曰:‘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高诱云:‘适，犹节也。’(《重己》)”^[64]对此，陈奇猷指:“适犹今语‘合适’，不过分。”实际上与高诱解释并无分别。《吕氏春秋》肯定人性、人情及人欲，此属于人之生命本质，不可剥夺。按《吕氏春秋》“仲春纪”之《贵生》^[65]，认同老庄，视一己之身体、生命高于治国、平天下，因此，贵生就是重视自我，人反观自身，比放眼天下更重要。《吕氏春秋》“孟春纪”之《重己》云:“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故圣人必先适欲。”而所谓“达乎性命之情”，意指顺从人性之遂长，相反，扭曲、戕害人性，则令人生失去意义。《吕氏春秋》“孟秋纪”之《荡兵》云:“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此与《郭店楚简》第四组简文(儒家文献)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66]，完全一致。然则人性天赋，在尊天道原则下，人性凛然不可侵犯，并且必须尊重其差异性独特性，每一个体均由其人性主导下，达成其生命历程，实现生命价值。《吕氏春秋》“季春纪”之《尽数》云:“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67]圣人善于全生尽年，此亦保障人民共享之权利。

承先启后，《吕氏春秋》亦关注人性问题，《论语·阳货》云:“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68]其说最为高妙。而战国中期《孟子·告子》篇谈人性善，至于战国后期《荀子·性恶》篇则以为人性本恶。前者是要人优入圣域，后者则化性起伪，要以礼法置换人的天性，令人符合其所标举的道德规范。总之，在儒法等所设置的政治架构中，臣依附君权而存在，具有从属性，却无独立性，因此，其人性亦被转移为社会性，更多与政治场域相关联，自然就扼杀个性，阻碍个人化抒情之生产。《淮南子·俶真训》曰:“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幅;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69]遣荡一切违背人性之学说，而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主的杂家，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峻切的君臣关系，臣民并非天然地为君王所主宰，杂家令人成为具备独立意识之个体，拥有性情和自由，即使不能彻底摆脱君尊臣卑，然而，臣民却作为主体，被凸显于政治版图之中。《吕氏春秋》“仲秋纪”之《简选》云:“顺民所喜。”^[70]民之要求，不应归于寂灭，而是最强音。《淮南子·说山训》曰:“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71]其所谓道德，当以老庄为指归，统治者“太上，不知有之”，人民则自适其适，仁义等儒家教化则归于无谓，人纯然以其天性感受世界，七情六欲，自然而然，坦荡而正大。因此，《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身为杂家之向、歆，对于个体化情感流露，抱持理解之同情，因此，作为魏阙之下的聘问歌咏，以至江海之上布衣之士作赋，上述叙述道出了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变迁，而正由于君臣关系松弛甚至解纽，布衣回归真正的布衣，令士人返归内心和私我，这才代表抒情文学之出现。故此，《文心雕龙·明诗》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至刘勰，对于情在文章写作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有清晰认识。杂家虽然借鉴《庄子》《老子》，然而《庄子》适性，却“至人无己”，无己则忘情，若推流溯源，先秦诸子中，宽以待情者，则断断乎以杂家为首，因此，杂家可谓抒情文学之滥觞者。《诗赋略》之杂赋就有:“《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赋》十六篇。”惜乎其文不传，但是其作品当以宣泄作者内心苦闷为主，极具抒情特质。

《吕氏春秋》“仲春纪”之《情欲》云:“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72]认为只要不放纵情欲，人的欲望不应该禁止，否则人属非人也。《吕氏春秋》“孟春纪”之《本生》云:“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73]人天相养，若不陷于声色过度，则可称为天子。《吕氏春秋》“孟夏纪”之《尊师》云:“故凡学也，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74]进一步肯定天性不可败坏，明确人所谓善学，乃指尽量维护其天性不失而已。《吕氏春秋》“仲夏纪”之《适音》云:“心必和平然后乐……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矣，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75]天道偏乎虚，天理则近于实，人欲寿安荣逸，此属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此将人世俗欲望揭示出来，并加以肯定，故而天理不灭人欲，反映作者对于普遍人性之尊重。《吕氏春秋》“季夏纪”之《音初》云:“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76]认为音产生于人心，进而闻声、察风、观志，其一并而谓之乐，此乃当地风俗盛衰之表征，也是世俗社会之实录，其价值无可估量。《诗赋略》所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在《诗赋略》中，向、歆载录这些作品，岂止出乎史家责任感，更带有文学欣赏之热忱!《文心雕龙·乐府》篇:“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通览一代文章，是在广袤沃土里诞生。

而最动人心弦者，四季之中当数秋季，《吕氏春秋》“孟秋纪”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凉风至。白露霜。寒蝉鸣。鹰乃祭鸟。”此白描式记录，带有人对于秋天真切的感受，以及此种视觉、听觉感受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至西晋潘岳《秋兴赋》曰:“蝉嘒嘒以寒吟兮，鹰飘飘而南飞。”^[77]《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人既属社会成员，又是自然之子，大自然四季代序，天人感应，外界变化作用人心，人的情感随着景物变迁而感动，而此种感动又导致抒情文学之萌生。《淮南子·说山训》曰:“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78]在秋景中，从桑叶沃若以至落矣，人联想到衰败、死亡，深感美好之短促，在自然面前，人如此脆弱，感伤的情感也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79]陆机《文赋》云:“悲落叶于劲秋。”此远比“喜柔条于芳春”更具感发之兴味，悲秋于是成为文学的酵素!潘岳《秋兴赋》云:“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80]则将秋日里人的愁思描写得更加细致入微。

《淮南子·原道训》曰:“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81]所谓“性命之情”就是人之性情，“处其所安”就指不遭扭曲，而顺其自然。既然性与命天注定，然则其所生之好恶，就是情感趋向，亦不容强行转变，此同样肯定人庸常之情感，亦有抒发的需求，此乃所谓人之常情，属于天赋权利，此亦为文学生长大开方便之门。《吕氏春秋》“季秋纪”之《精通》曰:“钟子期叹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82]心心相印，则以情感人，此乃文学产生之前提。《淮南子·缪称训》曰:“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83]许慎《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人与外物相接触，如《庄子》所谓“与物相刃相靡”，总而言之，人有别于动物，所产生各种情感，或文字或声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就是文^[84]，唯有真情方能令人具有对事物的对证点，且发生共鸣，因而，文与情必须达成平衡，而此间，真情表达是关键。《文心雕龙·情采》篇由此引申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表彰诗人写景抒情，其练字、章句等，均达到经典高度，为后世所不可企及者也，也阐明真情在文章写作中的决定性地位，若无病呻吟，不如无文，然则“春女思，秋士悲”，属于普遍人性之抒发，换言之，乃物化作用人心的共同反应，几乎出自生命本能，因而，方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淮南子·齐俗训》又曰:“礼者，体情制文者也。”^[85]究其本质，礼亦出自人情，所谓过犹不及，所以礼亦须遵守体情制文原则，情则贯通礼和文，非但不应遏制情，并且要体情，也就是尊重人情，暗含不存在有悖人情之理的意思，情与礼，或情与理，均必须达成平衡。

缘此，杂家正是抒情文学的助推者，作为杂家，向、歆父子就拥有特殊的文学观。关于《七略》之《六艺略》之《诗》，向、歆总结道:“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肯定其抒情性，已经为与后边《诗赋略》相衔接埋下伏笔，《诗赋略》最后总结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呼应了《诗》之“故哀乐之心感”，前后勾连，无懈可击。

所以，文学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把人当人看待，不拔高，也不贬低，更非视人为被管束的黔首和被奴役的工具，《诗赋略》概念，大致就根基于杂家人性论，而尊天道，又令中国文学起初就与天地自然存在不解之缘，如《文心雕龙》重《比兴》，讲《物色》，就承继着抒情与四季、万物相关连之传统;向、歆受杂家影响，尊重民间生态，于是民间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者，向、歆绝不排斥，反而视作此是人民心声，展现众生百态，具有存世和传世的价值。

《文心雕龙》文体论首列《明诗》《乐府》及《诠赋》三篇，乃神会《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思想之安排，通乎文章之性情者，向、歆以杂家角度开创了《诗赋略》之先河，此属最通文章性情之三体，居于文章各体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诠赋》篇:“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诗赋略》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刘勰显然将上述文字作了改造，凸显其抒情性质。

故而，可以认为从杂家之《吕氏春秋》《淮南子》，以至向、歆父子，直至刘勰《文心雕龙》，真正确立了中国抒情文学之路径，为文章学之最关乎性情者，也即近乎后世所谓文学，开辟了道路!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

【注释】

[1]《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页。

[2]黄晖撰《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54页。

[3]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431页。

[4]林庆彰、蒋秋华主编，黄智明、袁明嵘编辑《李澄源著作集》，“中研院”文哲所2008年版，第453页。

[5]参阅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版。

[6]吕不韦著，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8]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页。在《礼记·缁衣》篇亦有相近的记载。

[9]屈原《惜往日》曰:“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屈原《九章》，见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9页。屈原虽然同情民生，却在治国方略上倾向法治，置法度于不顾，此种超现实学派不合时宜。

[10]《春秋左传注》，第41页。

[11]《春秋左传注》，第76页。

[12]《春秋左传注》，第76页。

[13]《论语正义》，第641页。

[14]《论语正义》，第146页。

[15]《论语正义》，第303页。

[16]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

[17]《论语正义》，第308页。

[18]《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886页。

[19]《管子校注》，第906页。

[20]张舜徽著《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页。

[21]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7—27页。

[22]《春秋左传注》，第409页。

[23]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0页。

[24]余明光校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页。

[25]余明光校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98页。

[26]《周易系辞下》，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86页。

[27]《周易系辞上》，第78页。

[28]李步嘉撰《越绝书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29]郑良树著《商鞅及其学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30]《法言义疏》，第130页。

[31]《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四册，第97页。

[32]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3页。

[33]王叔岷著《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页。

[34]此文收于《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35]工藤元男著，广獭熏雄、曹峰译《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按《周月》《时训》两篇，在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之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6]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4页。

[37]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67页。

[3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页。

[39]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40]《国语集解》，第13页。

[41]《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26页。

[42]《吕氏春秋》之“六论”之《无义》直接斥责公孙鞅之不义。《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501页。

[43]《春秋左传注》，第111页。

[44]《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5页。

[45]《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84页。

[46]《吕氏春秋新校释》，第513页。

[47]《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24页。

[48]《吕氏春秋新校释》，第380页。

[49]《吕氏春秋新校释》，第388页。

[50]《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35页。

[51]《吕氏春秋新校释》，第398页。

[52]《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07页。

[5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

[54]《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06页。

[55]《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17页。

[56]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5页。

[57]《淮南子校释》，第1561页。

[58]《淮南子校释》，第1551页。

[59]《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述，吴王派遣其中大夫应高前往胶西王处策反，应高形容藩国之形势和命运:“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

[60]《淮南子校释》，第1569页。

[61]《淮南子校释》，第1541页。

[62]《淮南子校释》，第1708页。

[63]《淮南子校释》，第1545页。

[64]陈澧撰《东塾读书记》，第227页。

[65]《吕氏春秋新校释》，第76页。

[66]《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第136页。

[67]《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38页。

[68]《四书章句集注》，第176页。

[69]《淮南子校释》，第172页。

[70]《吕氏春秋新校释》，第446页。

[71]《淮南子校释》，第1666页。

[72]《吕氏春秋新校释》，第86页。

[73]《吕氏春秋新校释》，第21页。

[74]《吕氏春秋新校释》，第208页。

[75]《吕氏春秋新校释》，第275页。

[76]《吕氏春秋新校释》，第338页。

[77]《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9页。

[78]《淮南子校释》，第1714页。

[79]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80]刘禹锡《秋声赋》云:“异宋玉之悲伤，觉潘郎之么么。”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第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页。

[81]《淮南子校释》，第111页。

[82]《吕氏春秋新校释》，第514页。

[83]《淮南子校释》，第1063页。

[84]《文心雕龙·情采》篇概况为:“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85]《淮南子校释》，第1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