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吕氏春秋》的兵刑农战之说

日本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第四章《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基础性研究》有指:“传世文献中的二十八宿系统有《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天文》等系统和《史记·律书》等系统，一般认为后者沿用前者，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也属于前一系统，但名称和用字有若干不同。”^[35]人世对应二十八星宿，属于空间概念;而《吕氏春秋》之“十二纪”则属于时间概念，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二云:“《月令》，今人依陆德明说，云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之，非也。盖出于《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吕纪》自采于《周书》，非《戴礼》取于《吕纪》，明矣。”^[36]按《文心雕龙·诸子》篇:“《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说在陆德明之前，王谠此见甚确，说明《吕氏春秋》之“十二纪”，实源出于《逸周书》。故而吕不韦非但如陈奇猷上述所指，全书依托阴阳家学说，而且更将学说安顿在一个渊源有自的时空系统中，以增强可信度，此正是尊天道之体现。

《史记·商君列传》指《商君书》为“开塞耕战书”，原因在于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此种以百姓为达成君王目的之工具的思想，实与战国以来民本思潮存在着尖锐对立!

《尚书·梓材》云:“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37]

《中庸》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38]

《郭店楚简》之《教》(原题“成之闻之”)有曰:“上不以其道，则民从之也难。是以民可敬导也，而不可掩也……”^[39]

《国语·周语》上第四《厉王说荣夷公》中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40]

社会稳定，人伦和谐是基础，而治国者与民同乐，这是为政之核心。逆民而动，商鞅虽能令秦国其兴也勃焉，却会导致其亡也忽焉。吕不韦深察此点，所以《吕氏春秋》正以《商君书》等为论敌，虽然《吕氏春秋》之《仲秋纪》云:“申严百刑，斩杀必当。”^[41]但与商鞅截然不同，吕氏法治要为秦国拨乱反正，令之重回民本轨道^[42]。《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季梁所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又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43]显然反对竭泽而渔，滥用民力。

四季之秋，关乎戎兵、征讨、法制、决狱和刑戮，此反映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三秋”部分，此充分呈现吕氏之思想、立场，亦最能说明吕氏之本质。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贵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44]吕氏重视民心向背。《吕氏春秋》“季秋纪”之《顺民》曰:“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45]《吕氏春秋》“季秋纪”之《精通》云:“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46]《吕氏春秋》“十二纪”《季春纪》曰:“是月也……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7]时令对应人的行为，意在节制君上淫欲，足见吕氏防遏君权的用心。

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孟秋纪》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始用刑戮……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是月也，命有司……”^[48]据此可知天地肃杀，人事亦然，法禁生于天道之谓也，然则吕氏之刑法乃为民生消除害群之马。

“十二纪”之“三秋”谈兵论法，贯穿民本思想之主线，《吕氏春秋》“孟秋纪”之《荡兵》曰:“民之有威力，性也……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49]在吕氏看来，兵，须冠以“义”字，其作用“乃以诛暴君而振苦民”，制止暴君挟权势以压迫人民，此是何等清醒的认识!《吕氏春秋》“仲秋纪”之《论威》曰:“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50]义兵之兴起，唯用于保护人民!

《吕氏春秋》“孟秋纪”之《振乱》曰:“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51]黔首之苦，罄竹难书!《吕氏春秋》“孟秋纪”之《禁塞》云:“此七君者，大为无道不义……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52]对于百姓痛苦，吕氏感同身受，统治者若能体恤，尚可转危为安，否则义兵所指，作威作福者必遭灭顶之殃!

《国语·周语》上第一《穆王将征犬戎》记述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53]可见孟子所谓“杀一独夫”的观点，是时人之共识，吕氏德不孤矣。

《吕氏春秋》“孟秋纪”之《禁塞》曰:“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54]正义之师，战无不胜!

《吕氏春秋》“孟秋纪”之《怀宠》曰:“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55]此正是一篇讨伐暴君之檄文，民贵君轻，义正辞严!

《文心雕龙·诸子》篇曰:“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采泛而文丽。”刘勰深谙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按《淮南子》虽然在编撰立场上祖述《吕氏春秋》，然而却是依照道家主旨来结撰全书。其《淮南子·时则训》一篇，近乎《吕氏春秋》“十二纪”;然则《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三秋”部分，穿插关于兵、法的思想，而《淮南子·时则训》意在约束天子行为，至于用兵、尚法等理念，则在《兵略训》《主术训》等篇中作深广的阐述。

《淮南子·主术训》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56]在法面前，主张人人平等，此与法家之“法治”迥然不同。

《淮南子·兵略训》曰:“兵之胜败，本在于政。”^[57]兵，不过是政治之延续。《淮南子·兵略训》曰:“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58]其中法天道、法四时、因民欲、除残贼，这正是兵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兵顺应民心，则“天下为向”，势不可挡^[59]!《淮南子·兵略训》指武王伐纣，势如破竹，其原因乃:“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60]周武王取胜，更印证民心决定大势之所趋!

《淮南子·兵略训》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61]此秉承《吕氏春秋》挞伐《商君书》，上述刘知几《史通·自叙》指《淮南子》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刘安最憎恶申商，《淮南子·说山训》曰:“公孙鞅以刑罪。”^[62]在刘安看来，立君、用兵，其目的是利民，而无义之君祸害人民，故而消除暴君，理所应当!

《淮南子·兵略训》曰:“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63]霸王之兵，天下为己任，担负跨境伸张正义的职责。而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这是其举兵准则，与上述《吕氏春秋》扫荡“上不顺天，下不惠民”者，可谓同声共气，此表明不把一己强加于万民之上，相形之下，儒家礼乐教化之使命感，拔擢众生之超越感，以及所滋生权力的傲慢，至杂家，顿化作谦卑和包容。在这点上，杂家对儒法等学派构成挑战，甚至形如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