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然相互之间，犹舍短取长，见贤思齐，杂家涌现，自有其内在动因，另则由于杂家身份特殊，在立场上兼顾儒、道等，也就是平衡帝王派及非帝王派，所以，超越显学之杂家乃时代产物，而杂家应运而生，在历史进程里，亦有其内在之逻辑。高诱《吕氏春秋序》曰:“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6]所谓“大出诸子之右”，意指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杂家从诸子各家摄取精华，以滋养自身，最终它兼收各家之长，且祛除众家之短，所以具备超越诸子之特质。

刘知几《史通·自叙》云:“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7]此“兼于数家”之说，也窥见《淮南子》整合各家之特点，继《吕氏春秋》之后，《淮南子》亦成绝响。

诸子竞争，学以致用，关于儒、法孰优孰劣?《论语·为政》云:“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其间比较儒、法两家，在孔子看来，以德礼施政，较诸以政刑弹压，儒家高明于法家，然而孔子并不摒弃政刑^[9]。

《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10]杨伯峻注曰:“物之本义为杂色牛……引申之，凡杂色亦可曰物，此物采之物字即是其义。”世事纷繁，作为君主，揆正法度，辨明主次，建立是非标准，以令社会有序，就是其职责;《左传·隐公十一年》又云:“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11]此言政刑是政治底线，若德政阙如，又威刑全无，定会陷国家于混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2]若以礼治国，则比纯然法治，其运作更加和谐，此言道出政刑和德礼，乃为政治之一体两面，儒表法里，呼之欲出，亦佐证孔子上述思考，乃属春秋社会之思潮。

《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夫天者，人之始也。”当古人追终溯极，也就是道，往往援天以为据。即使《论语·卫灵公》有云:“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13]《论语·里仁》云:“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4]《论语·泰伯》云:“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5]各家所言之道，大抵与天相关联，或云天道。孔子很少谈论死亡，然而一涉及“道”，孔子却愿以命相抵，闻道可死，可见“道”之重要。《老子》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此说似乎道在天之上，但实际上，天道和自然是同一个概念。《老子》强调“道”不可言说，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它却是世界本体，也是万物法则，绝非人力所能掌控。至于人之能事，《论语·泰伯》云:“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7]天就是道，二者属二而一关系，人必须以天为则。人立身处世，唯当敬天爱人，令人道合乎天道。而关于天人之际，诸子莫衷一是，以致歧见纷纭。

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指出:“但细读全书，很自然地会注意到，阴阳家的学说是全书的重点，这从书中阴阳说所据的地位与篇章的多寡可以证明。”^[18]为了更具说服力，吕不韦亦将其理论建立在阴阳家基础上，而天、天道或阴阳构成其立说之根据。

《管子·任法》曰:“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19]虽立于《汉志》道家类，然而作为齐法家代表，《管子》重法，却也高擎天或道，申明其法，亦折射天道之辉光。按《汉志》道家类三十七家，其中书名与黄帝相关者就有五家(包括《力牧》，力牧，黄帝相)。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评论道家黄帝、老子并称是极其荒唐的^[20]。此说有误，众所周知，黄老道德之术托名于黄帝，正体现黄老之学亦有其刚的一面，颇著刑名家之色彩，长期以来由于缺失黄帝书这一环节，令学界不甚了解黄老之义。

唐兰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他考证此佚书即列于《汉志》道家类之《黄帝四经》，其说已为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是，此文亦有待商榷，譬如唐兰指此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的。老子属于道家，但这本书实际上是法家。”^[21]他忽略了《汉志》之道家类，正以刑名家、道法家——即“黄老道德之术”——为主流，老子属于道家，而《黄帝四经》符合前汉主流道家之概念，因此，自然也属于道家。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楚子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22]违天必咎!《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注释“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曰:“侯王若能守道无为，万物将自宾服，从于德也。”^[23]在天、人之间，侯王守道以治国。《黄帝四经》第一篇《经法》一《道法》云:“道生法。”^[24]此表明法的理论，似乎出自侯王，实际上，乃建筑于道之本体，是从道生发出来。

故而，《黄帝四经》第二篇《十六经》之二《观》有曰:“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姓生已定，而适(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而盈无匡。”^[25]此将自然四季与人的活动相对应，“天地之大德曰生”^[26]，然而，又谓“一阴一阳之谓道”^[27]，所以“春夏为德，秋冬为刑”，这是治道两端，相反相成，犹如日月之相望。《越绝书》卷第三记载:“越王勾践欲伐武王阖卢，范蠡谏曰:‘……人道不逆四时者，言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28]此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如何判断顺逆福殃?亦决定学派之性质。

而尚法或者用兵，显然属于“秋冬为刑”之范畴，至战国中后期，法家风头甚健。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之《自序》谈到:“在法家的系统里，商鞅是相当特别的一位大政治家……因此，商鞅与其说是法家人物，不如说是兼有法家、兵家及一部分农家的三重性格及特色的人物。”^[29]此说甚确，推行严刑峻法，以及注重农战，商鞅助秦崛起，厥功甚伟!然而申韩或者申商，作为法家者流，一旦撇开天道，失去约束，以致扬雄《法言·问道》讽之曰:“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30]指其学视人民若草芥。此令法家缺陷毕现，故而马王堆帛书之《九主》篇就要防止纯法家思维，然整理者指此篇“充满法家色彩”，就值得商榷，《九主》云:“伊尹对曰:‘主法天，佐法地，辅臣法四时，民法万物，此谓法则。’”^[31]所以即使尚法，也不可失去天地四时万物之依托，否则人为所欲为，一定造成灾祸。而此所谓“法家”，它杂糅天道至上原则，从道生法而论，黄与老之衔接，正属于《汉志》之道家。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编《秦汉之部》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谈及贾谊《陈政事疏》云:“尤要者在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其议论渐渐从法律刑赏转到礼乐教化，此即由申、韩转入儒家。”^[32]

王叔岷《法家三派重势之慎到》指出:“慎到之学，法家而杂糅道、名、儒三家。岷颇疑其由道家转入法家……”^[33]儒道名法之杂糅，是社会治理之需要，其中各家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似难以分辨。譬如儒家之《荀子》，产生时间稍早于《吕氏春秋》，在其儒家表面，已融进法家等元素。贺昌群《论王霸义利之辨》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是儒家的思想，实际上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笼罩。儒家的王道，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的政治家，莫不兼有这三种精神，如果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的。”^[34]此说大体正确。总之，杂糅、融合，此是战国后期诸子学之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