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 祥符应”思想

祥符应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思想，即古人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能对人间的社会活动做出积极的反应，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上天通过什么来向人间传达其意志?通过自然现象。上天通过自然界所出现的奇异现象向人间传达信息，来表达对人间社会活动的态度。君王做的不好，上天就会警告他，人间就会出现凶恶的奇异现象，即凶兆;君王做的好，上天就会褒奖他，人间就会出现吉祥的奇异现象，即吉兆。这就是祥符应思想。

《吕氏春秋·应同》曰:“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必生棘楚。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14]天人一体，天人可以相互感应，人类覆巢毁卵、刳兽食胎、干泽涸渔，则天之祥瑞诸如凤凰、麒麟、龟龙不会出现。同样的，君王施行善政、善待百姓，上天褒奖他就会把祥瑞降临人间，出现吉兆;君王施行恶政、虐待百姓，上天惩戒他就会把凶恶之象降落人间，出现凶兆。善政能召来吉兆，善与吉在一起;恶政则召来凶兆，恶与凶在一起，这就是同类相召，故《吕氏春秋·应同》曰:“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15]反过来，如果上天把不祥的征兆降落人间，那么就意味着君王从政不善，多有恶行。《吕氏春秋》很重视凶兆对君王的警示作用，《明理篇》从“其云”、“其日”、“其月”、“其星”、“其气”、“其妖孽”等方面列举了众多预示祸灾的凶兆^[16]。

《吕氏春秋》认为祥符应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来改变的。自然界所出现的奇异现象承载的是上天对人间君王的统治措施所作的评价，吉兆是褒奖，凶兆是警示。吉兆预示着该君王的统治措施要继续保持，凶兆则预示着该君王的统治措施需要改革。《吕氏春秋·制乐》曰:“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17]“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即吉兆是福之先导，吉兆出现而做恶事，福就不会再来了;凶兆是祸之先导，凶兆出现而做善事，祸也就不会再来了。吉兆与凶兆，福与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转化的条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吕氏春秋·制乐》记载周文王也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转移了一场祸灾，《吕氏春秋》相信通过人为努力可以改变祥符应，所以，《吕氏春秋》如此记载周文王的“止殃翦妖”^[18]。《吕氏春秋》甚至认为只要君王有行善之心就可以转移祸灾，并不一定要采取具体的措施。《吕氏春秋·制乐》记载宋景公的时候出现了“荧惑在心”的凶兆，宋景公担心百姓，主动独自来承担祸灾，最终宋景公有这样的行善爱民之心感动上天，结果“是夕荧惑果徙三舍”^[19]，躲过了灾祸。

《吕氏春秋》认为通过人为努力可以改变祥符应，而所载多为把祸灾改变为福瑞的事例。《吕氏春秋》这样记载好像并不怀疑，我们认为《吕氏春秋》这样做并不一定就深信不疑，而是另有深意。这一做法暗示了《吕氏春秋》是希望君王能够广施善政把祸转化为福，行善爱民。这是《吕氏春秋》的期待，并且《吕氏春秋》指出通过人为努力是可以转祸为福的。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吕氏春秋》学史”(项目编号:15CZW031)阶段性成果。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4页。

[3]白奚《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文史哲》2001年第6期，第66页。

[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3页。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9页。

[6]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2页。

[7]宋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5页。

[8]宋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47页。

[9]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96页。

[10]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1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47页。

[12]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2页。

[13]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1期，第84页。

[14]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15]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1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17]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18]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19]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