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四时教令”思想至《吕氏春秋》也是集大成。《吕氏春秋》的“四时教令”思想保存在《十二纪》每纪的首篇，十二纪纪首组成一年十二个月的“月令”。《礼记·月令》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曰:“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6]我们赞同郑玄的看法，认为《礼记·月令》成书在《吕氏春秋》之后。《吕氏春秋》的“四时教令”思想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集先秦阴阳五行家“四时教令”思想之大成，检《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易见。

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四时教令”思想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因为在阴阳与五行合流之后，“四时教令”思想不但具有以阴阳变化理论为基石的内容，而且具有了以五行相生理论为基石的形式。在阴阳与五行的合流上，即在四时与五行的配对上，《吕氏春秋》选择的模式是来自于《管子·四时》，而不是邹衍。

四时与五行相配对其实就是偶数与奇数相配对，四时需要增加一个东西凑成“五”与“五行”相配。“四”与“五”怎样配对?这是阴阳与五行合流的重要问题，也是“四时教令”具有完美形式的关键，先秦学者进行了多个尝试。《管子·幼官》在春、夏、秋、冬四时节之外增设了一个“五和时节”来与土德相配，并将其置于“中”这一方位^[7]。《管子·幼官》增设的“五和时节”在一年之中不属于春、夏、秋、冬任何一季，在现实之中是不存在的，它所占据的日数是零，只是用来搭配五行“土”的虚设。《管子·四时》是在“东方曰星”、“南方曰日”、“西方曰辰”、“北方曰月”的行列中增设了一个“中央曰土”来对应“土德”^[8]。《管子·四时》将“中央土”设置在一年四季的夏、秋之间，这样就形成了春、夏、土德、秋、冬与木、火、土、金、水的对应。在此，土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的是“实辅四时”的作用。“中央土”虽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能与“东方星”、“南方日”、“西方辰”、“北方月”构成一个序列，但是，“土德”在春、夏、土德、秋、冬这一序列中总显得不协调，同时，“中央土”与“五和时节”一样在现实中不占有时日也只是用来搭配“五行”的虚设。邹衍为四时与五行的配对设计的方案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增设了一个“季夏”，《周礼·夏官·司爟篇》郑司农注引《邹子》佚文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9]邹衍的方案形成了春、夏、季夏、秋、冬与木、火、土、金、水的对应。邹衍所增设的“季夏”与“五和时节”、“中央土”是不同的，“季夏”是夏季的第三个月，是现实的存在。“季夏”是时令，可以融入春、夏、秋、冬，并在名称上取得一致，这是邹衍所增设的“季夏”的优点。但是，邹衍的这一处理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与木、火、土、金、水所对应的时令的日数是不平衡的，春是三个月、夏是二个月、季夏是一个月、秋是三个月、冬是三个月。

《吕氏春秋》是在春、夏、秋、冬四季的中间季夏、孟秋之间增设了一个“中央土”，《吕氏春秋·季夏》篇的末尾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10]《吕氏春秋》增设“中央土”的方案与《管子·四时》设计的方案一样。可以说，在“四时”与“五行”的配对上，《吕氏春秋》选择的模式是《管子·四时》增设的“中央土”，而不是邹衍增设的“季夏”。“中央土”是独立的，没有融入时令，不属于春、夏、秋、冬任何一季，不占有时日，是虚设。虽然增设“中央土”也存在弊端，但是这些弊端是“四时”与“五行”进行配对很难处理的问题，是偶数与奇数配对存在的困境。《吕氏春秋》选择增设“中央土”也是不得已之举。

《吕氏春秋》虽然在阴阳与五行的合流上选择了《管子·四时》的处理方案，但是在时令的布局上却没有选择《管子·四时》和邹衍所采取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布局模式，而是采取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月的布局模式。《吕氏春秋》记载了每个月的星象、气象、物候并制定了每个月的教令，继承的是《夏小正》十二月的布局模式^[11]。与《夏小正》相比，《吕氏春秋》是发展更加完善的“月令”。《吕氏春秋》选择十二月的布局模式是《吕氏春秋》的“四时教令”思想丰富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战国末期，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将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的水平也逐步提高，于是，越来越多的内容被拉入了“四时教令”思想，以至于每个月都有能构成系统的丰富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夏、秋、冬四季的布局模式已经不能容纳如此庞大的内容，所以，《吕氏春秋》不得不采取十二月的布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