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太一”引发的思考

《文子》一书，历代多有人认为是伪书，因其文字与《淮南子》多有雷同而被认为是抄袭了《淮南子》。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了一部残缺的竹简《文子》，其入葬年代大约为西汉文帝时期，1995年整理完毕公布于世后，引起了学界广泛重视。竹简《文子》公布后，对《文子》抄袭《淮南子》的旧说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不少学者都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虽然竹简《文子》的文字同传世本《文子》有较大差异，竹简《文子》的出土尚不能证明传世本《文子》为真，但至少可以证明最迟在西汉早期就有《文子》一书在流传，这对于证明传世本《文子》为真的观点是有利的。笔者以为，《淮南子》其书同《吕氏春秋》一样，都是集腋成裘之作，乃杂取各家之说编辑而成，其思想大多非原创，该书袭取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文子》之可能性很大，若说有人袭取《淮南子》而成《文子》一书，这种可能性则是较小的。汉初流传的《文子》很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有幸流传至今，即今本《文子》。但这部《文子》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有好事者依己意加工改动，并大量加上了“老子曰”这样的字眼以增强其权威性，这大概就是今本不同于竹简本的原因之一。

《文子》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将老子的“道论”应用于指导政治活动，讲述有道之圣人或得道之帝王应如何治理国家。《文子》的这一中心思想是道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理论倾向，也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最为关注的理论领域。为了突出“道”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指导意义，他们提出了一种根据“得道”或“体道”的程度来为政治人物划分等级的理论。《黄帝四经·称》篇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佣)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战国策·燕策》中记载了郭隗在答燕昭王问时说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鹖冠子·博选》亦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徒处。”这些材料说明此种说法在当时社会上有比较普遍的流传，而列国君主也已接受了这样的说法。这里列出的是君臣关系的不同类型，同时也区分了君主的不同等级，越是开明的君主就越是礼贤下士、尊贤与能。这种情况也反映了战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称为“士”)的重要性空前提高，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危治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不断提升，他们不再满足于“臣下”这样的传统定位，而是以帝王之师友自居，对列国君主也随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这种把统治者区分为不同等级的情况在《文子》中也存在，前引《下德》篇中就有帝者、王者、霸者、君者四个等级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子》中，帝者、王者、霸者的等级序列并没有变，但却把这种关系上升到哲学的理论层面，从“道”或“太一”、“元气”、天地阴阳的高度来论说。其《道德》篇曰:

夫道，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与天为邻，无为而无不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则天下服、长有社稷;公侯有道，则人民和睦、不失其国;士庶有道，则全其身、保其亲;强大有道，不战而克;小弱有道，不争而得;举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则忠惠;父子有道，则慈孝;士庶有道，则相爱;故有道则和，无道则苛。由是观之，道之于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天下服;服则怀之。故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适不往，不可谓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骄佚，慢倨矜傲，见余自显自明，执雄坚强，作难结怨，为兵主，为乱者。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国家灭亡，浅及其身，深及子孙。夫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天道然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战国道家发挥老子的道论于社会政治领域，讲述天道和人道的一致性和治国之“道”最为详尽的文字了。其中提到的“帝者”乃“天下之适”，“王者”乃“天下之往”，“适”与“往”同义，因而“帝者”和“王者”在这段文字中没有区别，故而合称“帝王”。《微明》篇中与此相似，也没有将“帝者”和“王者”加以区分，而是合称为“帝王”并与“霸王”相对:“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但是在《文子》的其他篇章中，“帝者”则是高于“王者”的最高等级。如《自然》篇曰:“帝者贵其德，王者尚其义，霸者通于理。”虽然“德”、“义”、“理”都有很高的道德价值，但在这里由于分属于不同等级的统治者，因而事实上也就分出了上下等次，以“德”为最高，“义”次之，“理”又次之。在《上仁》篇中，这一区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气。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4]在这段文字中，“功”指的是武功、武力，为霸者所崇尚;“义”指的是仁义等道德观念，为王者所崇尚;“气”指的不是普通的气，而是“元气”，即构成万物的基本材料或曰万物创生时之最初存在状态，为帝者所崇尚。“芒芒昧昧”即恍惚、鸿蒙、浑沌，指的是天地未形之初始状态，最初是被用来描述“道”的形上特质，战国时多用来形容天地剖判之原始宇宙，在《黄帝四经》《庄子》《鹖冠子》等道家著作中比较多见。

从以上讨论可见，在《文子》中，“道”、“天”、“气”(元气)、“太一”都是同一层级的概念，“帝”由于“体太一”、“与天同气”，所以可谓体道者，因而就是最高明的统治者。又因为“道”与“德”在道家那里具有同等的价值，“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所以我们便可明白《自然》篇中的“帝者贵其德”的“德”也就是“道”，从而便同“尚其义”、“同义”的“王者”拉开了差距。而“王者”只能达到仁义等道德价值的层面，而不能上升到最高本体之“道”的层面，故而低于体道的“帝者”。至于只知道依仗武力的“霸者”，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从《道德》篇的“帝者”与“王者”不分，到《微明》篇的“帝王”与“霸王”相区别，再到《自然》篇、《下德》篇和《上仁》篇的“帝者”、“王者”、“霸者”依次下降的等级序列，我们可以看到，《文子》一书中对同一描述对象有不同的、难于一致的说法，这些不同的说法有的属于一般的政论，有的则加上了明显的哲学论证，显然并不处于同一个理论水平上。该书各篇的思想主旨并不很明确，在内容上多有重复之处。因而我们据此可以认为，《文子》一书也并非是成于一人之手，应该是由一个有着共同师承关系的学术群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中联手完成的。这个学术群体应该称为文子学派，乃是传承战国早期之老子弟子文子的思想，其学术思想随社会变化而与之俱进，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并与百家之学互相激荡，至战国晚期乃最终编撰成书。

我们认为《文子》成书于战国晚期，还有一个论据，战国中期流行的士人争当王者师友的情况在《文子》中已不复存在，同样是在讲“帝者”、“王者”和“霸者”的区别，已不再纠缠于他们是与师处、与友处还是与臣处、与徒处、与役处等等，而是上升到“道”、“天”、“气”、“义”等抽象层面来分析，这反映的正是战国晚期君主高度集权、士人地位下降的实际情况。

上面我们引用的《上仁》篇的“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气”这一段话托名“老子曰”，雷同的语句也出现在《吕氏春秋·应同》，作:“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如何看待这两条如此雷同的材料的先后关系呢?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文子》一书成书在《吕氏春秋》之前，包括这段话在内的材料为集腋成裘的后者所选用，并辗转变成了“黄帝曰”，“与天同气”也变成了“与元同气”^[5]。《上仁》篇这段话同样也出现在《淮南子·泰族》篇，作:“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同《吕氏春秋·应同》竟然一字不差!如果单看《文子》和《淮南子》二书，我们很难断定谁抄的谁，但同样的文字也出现在早于《淮南子》的《吕氏春秋》中，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除非我们假定《文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的相同语句有着一个共同的、更早的来源，否则就只能解释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这段完全相同的文字都是来自《文子》，因为我们不可能设想《文子》是抄的《吕氏春秋》。从这条材料看，《文子》一书更可能是成书于战国晚期，它是集腋成裘式的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注释】

[1]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3]关于《鹖冠子》，自唐代柳宗元始多有人疑其为伪书，时下学界则多认为其书不伪，其成书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之前。可参看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版;孙福喜《鹖冠子研究》第二、第五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同书《符言》篇有相似语句:“道曰:芒芒昧昧，从天之威，与天同气。无思虑也，无设储也……”

[5]高诱注:“同元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