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慎子》与《庄子》之关系

《慎子》一书，各家著录不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慎到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则著录“《慎子》四十二篇”。《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慎子》十卷”，《宋史·艺文志》载“《慎子》一卷”。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曰:“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元陶宗仪《说郛》卷四十收《慎子》五篇，明周子义万历初刊《子汇》本亦为五篇，两者所录篇名与王应麟所记同，则宋以后《慎子》仅馀五篇。清嘉庆二十年，严可均以明《子汇》本为底本，成《慎子》辑本。清光绪十九年，钱熙祚重辑《慎子》，他参照《子汇》本与《群书治要》，进一步补充《慎子》内容，将其扩充为《威德》《因循》《民杂》《知忠》《德立》《君人》《君臣》等七篇，并增辑佚文六十条。目前，钱氏辑本流传较广。

明慎懋赏曾辑《慎子内外篇》，内篇四十事，外篇五十六事，内、外篇末皆附直音。从内容上看，慎懋赏所辑本子的内容，超出其他残本者甚多，但往往来源不明。民国时，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蕅香簃写本《慎子内外篇》，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内。此写本乃是以慎懋赏本为底本，重作整理增损而成，内篇凡三十六事，外篇凡五十六事，无慎本序跋及直音，有缪荃孙所补《知忠》《君臣》二篇，及所辑《慎子佚文》若干事，而收入《四部丛刊》时，书末还附有孙毓修《慎子内篇校文》及跋语，内容较为完备。本节凡引《慎子》文字，如无特别说明，皆据此影印本。

慎到学派的归属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庄子·天下》《荀子·天论》《韩非子》等均称慎到为道家。《荀子·非十二子》《解蔽》，及《吕氏春秋·慎势》《汉书·艺文志》等皆将慎到归入法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学黄老道德之术”。要而言之，慎到思想明显渊源于道家，但能确立慎到思想家地位的却是由他从道家思想衍生创立出的法家理论。就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较早、较系统地论述慎到思想的是《庄子·天下》: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自清末以来，多数学者根据《天下》篇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与《庄子》中其他篇章有明显差异等现象，便认为其为庄周后学的作品，当作于战国晚期。从此篇对慎到的评论来看，可以发现其学说与庄子思想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天下》篇作者指出，慎到等人“齐万物以为首”，即站在“道”的立场上，以齐同万物为第一要义，由此来发展其学说。应当说，慎到等人的这一哲学思想与庄子的“齐物论”有一定的关系。基于这种哲学观念，慎到认为，“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即大道能派生宇宙万物，但不去区别万物的差异，视万物为一律平等，因为“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如对事物有所区别取舍，就仅能得其一偏，却会遗其全体。所以，他“弃知去己”、“不师知虑”、“舍是与非”、“与物宛转”，一切任其自然而已。但《天下》篇作者指出:慎到“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心中不免有是与非的观念存在;他还对老庄的体“道”，片面地理解为“块不失道”，未免过于极端，不能为活人所实行，所以被豪杰所嘲笑。正如后来郭象说:“夫去知任性，然后神明洞照，所以为贤圣也。而云土块乃不失道，人若土块，非死而何?豪杰所以笑也。”(《庄子注》)

《庄子·天下》所论述的，可能是慎到早期的哲学思想，与他由“道”入“法”后的情况有所不同。清四库馆臣云:“《庄子·天下》篇曰:‘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是慎子之学，近乎释氏，然《汉志》列之于法家。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净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5]这里从《天下》篇对慎到的评论看出其学术思想“近乎释氏”，不可谓之知言。但其认为慎到的思想存在着一个由“道”向“法”的转变，将道家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面向现实社会的法治理论，即所谓“转关”的过程，却非常符合实际。如慎到说: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取去焉。是故必执于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一足也。大君者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为下易矣。易为下，则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谓之太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内篇)

冯友兰阐释这段话说:“如果把这段话同《天下》篇‘齐万物以为首’那一段比较研究，就可以看出来，这两段话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天下》篇的那一段话讲的是‘大道’和自然界中的事物;这一段话讲的是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老百姓。合起来看，慎到的意思是说，统治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好像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万物都‘有所可’，人们也都‘有所能’。虽然‘所能不同’，但都可为‘上’之用，都是‘上’的凭借。道尽包万物，无所选择;统治者也应该‘兼畜’老百姓，无所选择。这样，为他用的‘下’就多了。‘下’越多，‘上’的地位就越稳固，力量也就越大。就是说，‘大道’对于万物‘包而不辨’。统治者对于老百姓也应该包而不辨。越包得多，拥护的人就越多，拥护的人越多，统治者的凭借就越大。所以称为‘大君’，称为‘太上’。《慎子》接着说:‘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这是说，人都有所能，统治者应该像‘大道’那样，自己无为而让在他下面的人各自努力做他们所能做的事。这样，什么事都可以办了。这是治国的‘正道’。这就是法家所主张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道理。”^[6]冯友兰的这一阐释，已把慎到由道家向法家转化，以道家的大道观、尤其是庄子齐物思想来表述其法理的特征说得非常清楚。但应该加以指出，冯氏所谓“法家所主张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道理”，其实并非法家所创始，追溯理论渊源，也显然出自道家，特别是《庄子》外篇之《天道》篇等。

慎到所谓的“齐万物”、“与物宛转”一个重要内容还表现为“因循”。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内篇)认为立法治国，只有“因人之情”，遂自然之性，则其功至高至大;若违背自然法则，硬要百姓从我而化，则其功必细必小。慎到的这一法治观念，既受到了老子“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思想的影响，也是对庄子“因是”(《齐物论》)、“因于物”(《在宥》)“因其固然”(《养生主》)、“常因自然”(《德充符》)、“因其所大而大之”(《秋水》)、“因其所小而小之”(同上)等因循思想的延续与转化。在部分吸收老庄思想的基础上，慎到还提出了“任自然者久”的法治思想。他说:

鸟飞于空，鱼游于渊，非术也。故为鸟为鱼者，亦不自知其能飞能游。苟知之，立心以为之，则必堕必溺。犹人之足驰、手捉、耳听、目视，当其驰、捉、听视之际，应机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乎!苟须思之，而后可施之，则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慎子》外篇)

在慎到看来，鸟在高空中飞翔，鱼在深渊中畅游，并不是它们有特殊的技能，而是本能使然。如果它们要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并刻意要去这么飞这么游，就一定会以失败告终。这好比人的足驰、手捉、耳听、目视，也是天机使然，如果刻意为之，一定会疲惫不堪。因此他得出结论，“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若立法治国能遵循自然规律，就一定会得到多方帮助，从而达到长治久安。可以清楚看出，慎到这里作为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当与《庄子》有一定关系。如《齐物论》篇谓影子不知其行止何以如此而天机自尔，《秋水》篇蚿谓“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等等，当给慎到等提供了“任自然者”之哲学启示。

在慎到的理想世界里，认为如果真能“任自然”以治世，则一定会出现一个纯朴、简约、和睦、安定的“至安之世”。他说:“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慎子》外篇)这种说法固然与老子“小国寡民”(《老子》八十章)思想有渊源关系，但也当受到《庄子·马蹄》所描绘的“至德之世”社会图景的启示:“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而其中所谓“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更像是对《庄子·天地》“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数语的演绎。慎到认为，在这种纯朴、简约、和睦、安定的理想社会里，人们皆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务，而对富贵、虚名则避之唯恐不及。他说: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人以让子州子父，子州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禹让天下于奇子，奇子……于是负妻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返也。夫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身，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世之人主，以贵富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隋侯珠之重也哉?(《慎子》外篇)

这段话果真为原本《慎子》佚文的话，则作者也不无庄子超尘脱俗之情怀。今案《庄子·让王》云:“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两相对勘，可知《慎子》作者不仅是在借鉴庄子思想，而且还在摘录改写《庄子》大段文字。慎到又说:

盗跖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悦其志意，养其寿命者，非通道者也。(《慎子》外篇)

这段话基本照录于《庄子·盗跖》，仅有几个字不同。《慎子》作者引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生活在“至安之世”中的人们，应该尊重自然生命，“悦其志意，养其寿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才是懂得大道法则的人。

当然，从总体上看，慎到毕竟属于法家人物，而今本《慎子》虽不一定全出于慎到一人之手，可能有后人的文字掺杂其间，但也无疑属于一部法家著作。所以其借鉴、改写《庄子》，必定会着眼于与立法治国相关的资料。如慎到说:“贱而不可不因者，众也;刚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惨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盗也;劳而不可不劝者，农也;冗而不可(不)啬者，财也。”(《慎子》内篇)这段话本于《庄子·在宥》:“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可见两者文字虽有较大不同，但前者因袭后者基本思维的痕迹却十分明显。经慎到改造后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众”虽低微却不得不顺从，“兵”虽刚武却不得不使用，“法”虽惨酷却不得不实行，“盗”虽为小数却不得不提防，“农”虽劳苦却不得不勉励，“财”虽繁冗却不得不俭啬，这正反映了其由“道”向“法”转化后的思想特征。而且，慎到还利用《庄子》思想资料来为其具体的执法服务。他说:

仲尼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率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贤不肖人得矣。(《慎子》外篇)

这段话出自《庄子·列御寇》，文字基本相同。慎到借用庄子“九征”之法，作为实行以法治国过程中所使用的观人之法和防闲之术，可见其由“道”入“法”的思想轨迹甚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