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学尤其是老子哲学有一个巨大贡献，那就是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本体论学说，而且第一次用否定性的概念描述了存在本体，并由此形成了道家哲学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否定性的思维。老子从有、无入手考察道体的存在方式，道的特性即“道法自然”，而“自然”以“无形”、“无声”、“无象”、“无为”为特征，“无”就成为道的根本特性，避免了对道这个最高本体做出片面的、有限的认识，所以“无为”与“自然”观念一样具有超越性特征，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和存在状态。在否定了天道自然的有限性基础上，老子将否定性思维方式进一步贯彻到世道和人道，指出人生和社会应该遵道、行道，与道浑然一体，即“惟道是从”(第二十一章)，因而无为既是治国方略，也是人生境界和修养身心的原则。若将无为作为治国方略，则治国要像道任由万物那样顺任自然，不要乱发政令而搅扰人民，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强迫人民做违反自然本性的事，要让人民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自我生息化育而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推行有具有自然、顺任的特性的治国方式。若要将无为作为人生境界，老子认为人应保有自己的自然本性，像初生婴儿般纯真质朴、柔弱不争，在精神追求问题上追求超越洒脱，从而融合复归于天地造化之中，与宇宙自然冥合一体，坚持“抱一”、“同于道”的理想人生状态。如果将无为作为身心修养的方法，老子则提倡虚静自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减少五色、五味等外在欲望，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用爱惜精神的方法保持身心健康。

经过老子以及后世道家学者的反复阐释，无为成为道家哲学中内涵最为丰富的观念。概括而言，其含义主要有三:一是“顺自然而为”;二是“无为无以为”;三是“无意识而为”。

(一)顺自然而为

以“顺自然而为”理解无为从王弼就开始了，王弼通过对《老子》的注解，表达了对“自然”和“无为”的见解。在注解《老子》第五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王弼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1]在王弼看来，天完全是一种自然存在，所以“天地任自然”就是告诉人们，天地本无所谓仁与不仁的价值判断，因而也就不具有道德和善恶的价值。王弼在解释“道法自然”的说法时，明确地把自然看成是道所遵循的对象，并认为道的根本特性就是不违背“自然”，“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在解释《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时，王弼注解说:“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所以，从王弼开始，将“无为”与“自然”相联系，指出无为并不是“什么事都不要做”，而是“什么违反自然规律的、勉强的事都不要做”，使得道家无为所特指的“所为之事”的范围越来越明确，也成为道家解释“无为”之含义的主要倾向。的确，道家的“无为”观念，包含着不妄为、不乱为、不反自然而为的含义，其目的仍然在于上通天道而下明人事。这也是老子道家在看到现实社会中过多的积极有为反而为人类带来过多灾难的现实之后得出的结论。老子看到，与统治者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五十三章)的穷奢极欲相比较，人民的状态却是“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七十五章)。所以，老子所以才向往那种“太上不知有之”(十七章)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是一个顺任百姓之自然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

(二)无为无以为

从字面上看来，“无为”就是否定了“做事”，提倡“无所作为”、“不做事”、“不需要做事”。学术界为了阐明道家无为观念的宗旨，往往反对这样的理解。但事实上，道家的无为观念，确实包含着“无所作为”的含义。这不是仅仅从字面理解的望文生义，老子、庄子等人提倡的“无为”都含有“不需要做事”的意义。在老子那里，他把“无为而无以为”归之于“上德”，反复强调“处无为之事”，目的在于强调政府或者圣人“不要做”那些搅扰百姓的“事”，即可达到人民“自化”的结果。可以发现，在老子这里的“无为”的确包含着“不做事”的意义，只是这些“事”是有所指的，并不是“不做所有事”，而是“不做某些事”。道家的继承者庄子将无为与天道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天道自然无为，人道亦应无为，“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无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2]。“用心若镜”、“不将不迎”、“胜物而不伤”，恰恰也是“不做事”，是在高扬天道自然化育万物的基础上，对人的某些行为的反对。所以，理解无为，不能因为无为含义的丰富性而否认无为的“无所作为”的字面意义，关键在于要透过字面意义去挖掘其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老子道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与普遍价值相反的理念，而不去肯定积极有为的重要意义。如果从思想产生的背景看，老子的史官身份是一个重要原因。老子看遍了人类祸福古今存亡之道，看到了文明对于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因此具有了更加冷静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否定性思维出发，提出一个与众不同但是也发人深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三)无目的而为

无为还具有“无意识”、“无目的”的含义。因为意识性和目的性是人所具有的特性，但如果将无为确定为“天”和“道”所具有的性质，将无为形上化，那么就不应该有人的意志的东西在里面。在道家看来，只可“因顺”不可“违逆”的“自然”是事物本性中内在的、本然的东西，与意识无关。在道家这里，“天地”和“道”完全按照它本然的样子自然运行，本来就无所谓仁与不仁的意识与目的，也不会对人的行为或者表彰或者惩罚，也不会因为顾及人的各种愿望而改变运行状态。如果将无为归之于现实世界的方法和原则，仍然具有抽象性，成为外化于人的方法或者规律，也应该不出现个人的目的或者意识在里面，也不会具体参与到人间事务中。犹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万物自生自化。事实上，对主观意志的否定式，既否定了天道的意志，也为限制了人间君主的意志，道家希望统治者既不要做也不要去想那些违背自然的事。所以，老子主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第三章)，不以兵强天下，否则就会出现“大灾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的后果。从老子开始，道家学者对于现实社会的思索，总是从控制统治者的各种欲望、目的、意志的角度出发，提倡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成为在每一次经历长时间的战争以后急需要恢复社会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特定时期内中国历代王朝所认可的治国政策。但是，这并不代表无为可以始终为统治者所用，一旦国家生产恢复、经济强盛，道家的无为治国理念就会成为消极退守、不合时宜的代名词，最终会被更激进的思想即儒家思想所取代。所以，无为作为一种否定性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总是成为“在野之思”，与被统治者作为意识形态的“在朝之思”的儒家思想相呼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阴一阳、或隐或显的两种治国理念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