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小结

陈寅恪于20世纪30年代批评当时古学研究中的比附之风时说，今人“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并以墨学为例，说“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59]。揆诸梁氏墨学研究，实不出因现实需要而条理墨学、墨学亦成自身思想注脚之巢臼。无论是20世纪初对墨家利他主义的倡导，还是20年代对利他主义的批评，均不出现实的考量。在梁氏的笔下，墨学几如一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胖瘦美丑，因时而异，而其本相，反在其次。墨学研究如此，其他研究亦然。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出于宣传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考量，曾撰《古议院考》一文，从《易经》《周官》《孟子》等古籍中摘录大量材料，以证明议院之设，中国古已有之。严复指为附会，梁启超答复说:“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在，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60]由此可见，他常常会因现实之需而以古附今或以中附西。

对于这种纠结于政学间的弊端及如何避免，梁启超并非没有意识，或没有做过努力。进入民国后，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批评晚清盛行的比附中西和以古附今的学风，既针对时人，也是自我反省^[61]。

1922年，梁启超又表示:“吾侪既以治史为业，宜常保持极冷静的头脑，专务忠实介绍古代思想之真相，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批评愈少愈妙，必不得已而用，亦仅采引申说明的态度……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弊……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62]由此可见梁启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然而，意识到问题存在是一回事，能不能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至少从梁启超的墨学研究看，可以说，终其一生，并没能走出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纠结。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转引自夏晓虹《著论求为百世师——说梁启超的“善变”》，载《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页。

[2]黄克武《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

[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页。

[4]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第22页。

[5]据日本学者石川桢浩的研究，梁启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直接地转自日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之《历史与地理》部分，间接地来自博克尔《英国文明史》。参阅氏著《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19页。有关日本思想对梁氏的影响，还可参阅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9页。

[7]该节题下云:“此节原本论最要之点，但著者学殖浅薄，综合而论断之，自愧未能，尚须假以时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尔操觚也，故从阙如。”但终其一生，此节再没补写。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9页。

[8]《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3—34页。

[9]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页。

[10]自20世纪初开始，梁氏即多次强调中西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并付诸于学术实践。他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2页)20年代于《墨经通解序》中说，《墨经》“二千年来沟犹瞀儒之脑识诠之，始终不可索解”，“时或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见《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85页)。

[11]《子墨子学说》第一章第一节案语云:“本节之编排间采日人高濑武次郎所著《杨墨哲学》，其案语则全出自鄙见。不敢掠美，特著一言。”(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4页)

[12]末冈宏《梁启超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156—171页。本段相关论述，除注明外，均出此文。

[13]《墨子哲学》及《子墨子学说》所引《墨子》原文，均为毕校《墨子》，而非初版于1893年的《墨子间诂》。梁启超在1921年出版的《墨经校释》则全面采用了《墨子间诂》。

[14]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4页。

[15]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页。

[16]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页。

[17]梁氏所接触的日本思想家如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村正直都持有类似的观念:国与国的竞争是国民的竞争;西方的进步在于他们的国民都具有特殊的品格等。参阅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8]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2—16页。梁启超认为，私德公德均为群体进步、国家富强之所需，缺一不可，“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微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此种看法，表达了其平衡个体与群体的趋向，但在推崇国家主义的20世纪初年，其所重者，显然在后者。

[19]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48页。

[20]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卷二十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页。

[21]觉佛《墨翟之学说》，原载《觉民》第7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865—866页。

[22]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24—25页。

[23]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9页。

[24]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0页。

[25]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8—10页。

[26]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27页。

[27]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8—10页。

[28]如关于墨家宗教观念，梁启超认为，缺乏高级宗教均有的灵魂说是其后世不显的主要原因，而佛教之“涅槃轮回”说、基督教之“末日审判”说、孔教之“善恶报应”说，均比墨家宗教观念高明(《子墨子学说》第18页)。关于墨家实利主义，梁启超认为墨家之“利”过于狭窄，只谈有形的物质而不及无形的精神层面，未免片面，故对其“非乐”主张不以为然(《子墨子学说》第19、24页)。如关于兼爱主义，梁氏认为这种极端的无差别的爱，“所谓爱人身若其身，爱人家若其家，爱人国若其国者”，过于忽略个体利益，仅为一至善之理论，而断不可行之于实际(《子墨子学说》第34页)。

[29]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1、32页。

[30]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27页。

[31]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48、44页。

[32]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第五章之末举例对比了中日海军战败后的不同表现(日本军人在日俄战争中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体现了武士道精神;而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投降)后感叹中国缺乏墨家“轻生死”、“忍苦痛”的献身精神。《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47—48页。

[33]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7页。

[34]梁氏于《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表示，要培养野蛮时代中国人之群治心，必靠信仰，而信仰必根植于宗教，“吾以畴昔无信仰之国而欲求一新信仰，则亦求之于最高尚者而已。……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45页。

[35]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2、17、15、16页。

[36]大致而言，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与1903年游美的经历及对国人素质过低的认知密切相关。游美所亲眼目睹共和制度的弊端，使其“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流弊少而运用灵也”。即便如此，立宪政体亦非中国能轻易仿效，原因无它，在于中国人具有的四大缺点:“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见《新大陆游记节录》，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65、121—124页)其撰《子墨子学说》，倡开明专制说，与此认识不无关系。

[37]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20—24页。

[38]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2页。

[39]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40]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67页。

[41]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3页。

[42]对此，罗检秋有相当详细的辨析，参阅氏著《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3页。

[43]方授楚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说:“梁氏为人，有才学而无特识，故主张屡变而无一贯宗旨。距《墨经校释》印行后一年，梁氏发布《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言及墨家者几及四分之一，而对于墨子之态度则大变矣。”并举例比较了《墨子学案》与《先秦政治思想史》有关墨学评价上的反差，然于其原因并未深究，仅谈及受到胡适和梁漱溟的不同影响。见氏著《墨学源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20—223页。

[44]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页。

[45]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页。

[4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十，第130—131页。

[4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十，第128页。

[4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十，第184页。

[49]梁启超《墨子学案》，第78页;《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17页，载《饮冰室合集》之三十九。

[50]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0页。

[51]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

[52]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8、20页。

[5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十，第182页。

[5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6—37页。

[55]梁启超认为先秦诸子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多为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可见梁氏此时评述墨家思想时的现实取向。见《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页。

[56]梁启超著，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册，第925页。

[57]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22—23页。

[58]梁启超对佛教的推崇，可参阅其《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见《饮冰室文集》文集之十。

[5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508页。

[60]梁启超《梁启超选集》，第40页，转引自陶飞亚、刘天路《晚清“西学源于中学”说》，《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6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6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