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春

善于自我剖析的梁启超晚年曾向公众表白:“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微清明点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1]谈政治好援引学术，做学术又心系政治，在二者间依违彷徨，清季民初知识界这种纠结于政学的现象虽非梁启超所独有，但在梁启超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乃梁启超论学谈政包括其墨学研究的鲜明特色。揆诸梁启超思想学术体系，墨学既不如西学、佛学重要，也不如史学、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是他的学术兴趣与思想表现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2]。1896年，梁氏即倡导“墨子之学当复兴”^[3]。并宣称:“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兼士’。”^[4]所谓自号“任公”、“兼士”，即墨徒之意，足见墨学对其人格之影响。1904年，梁氏在《新民丛报》连载《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坊间合为《墨子微》出版)，首次把墨学纳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内，从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逻辑学等方面，对墨子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以全新的“义理”之学取代了传统的考据之学，推动了传统墨学的近代转型。尔后，他又于20世纪20年代初整理出版了《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推动了民国时期墨学的复兴高潮。全面总结梁启超墨学研究的内容与成就非本文主旨，此处主要以《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中心，着重阐述清季民初其墨学观与社会政治思想演变之间的关联，以此透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部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