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缠子》小考

(一)

李善《文选注》征引《缠子》4次。其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43]，但唐马总《意林》著录“《缠子》一卷”^[44]，日人藤原佐世(847—898)《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墨家类著录“《缠子》一卷”^[45]，二者相合，可补汉唐诸志之缺。

缠子其人，史传无载。然见于汉王充《论衡·福虚篇》:“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右鬼，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46]则缠子为墨家学者，与儒家学者董无心同时。董无心，《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董子》一篇”，注云:“名无心，难墨子。”^[47]难墨的描述正与《论衡·福虚篇》所述一致。当然，“难墨子”未必是与墨子本人相辩难，理解成难墨子之说、难墨家学派更为妥当。《汉书·艺文志》并未言及董子之时代，然置其书于《孟子》《孙卿子》诸书之后，《鲁仲连子》《虞氏春秋》等之前，当是战国诸子之一。又儒墨之辩，正在战国时，秦汉之后，则已寝息，故以之属战国，更无所疑。《隋书·经籍志》儒家著录“《董子》一卷”，注云:“战国时，董无心撰。”^[48]正以董无心为战国时人。其后宋晁公武、王应麟、明胡应麟、清钱大昕、姚振宗等承之，均以董无心为战国时人。则缠子亦应为战国时人。

由于史志目录之失载，加之墨家学派的衰落，《缠子》并不受人关注，成为一部冷僻的著作，胡应麟即称“秦汉间子书自有僻甚者如《缠子》之类”^[49]。李善《文选注》所引《缠子》，清何焯即据《汉书·艺文志》对《董子》的著录，以为“或此《缠子》乃《董子》之误”^[50];而清陈景云《文选举正》考辨陆士衡《文赋》“练世情之常尤”注之《缠子》，一方面据《汉书·艺文志》对《董子》的著录猜测“或此‘缠’字乃‘董’字之讹耶”，一方面又推测“‘缠’疑‘墨’”，云“又陶诗‘秋菊有佳色’注亦引子》董无心语，是‘缠’正当为‘’”^[51]。仅据《汉书·艺文志》对《董子》的著录而认为李善所引《缠子》为《董子》，这种判断略嫌轻率与武断。陈景云言陶渊明《杂诗》二首“秋菊有佳色”李善注所引《缠子》作《子》，不知其所据版本，但集注本、尤袤本、奎章阁本、《四部丛刊》影宋本、胡克家本《文选》等皆作《缠子》，无作《子》者。同时，李善《文选注》所引《缠子》之所有内容，均不见于今本《墨子》，故陈景云“‘缠’疑‘墨’”、“‘缠’正当为’”之说不当。清人判断的失误可以说明，《缠子》已不为知识界所熟知。

(二)

《缠子》一书，李善《文选注》征引4次，内容实为3则，马总《意林》存录2则，《太平御览》存录1则，共6则，余皆亡佚。除《太平御览》外，《缠子》未见引于其他宋人著作，而《太平御览》未必直接征引原书，所以其书很可能在宋时已经亡佚^[52]。现将诸书所引迻录于下，并作考论。

1.董无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识世情。”(《文选》卷十七陆士衡《文赋》“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下李善注引)^[53]

2.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不识世情。”(《文选》卷二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下、卷三十陶渊明《杂诗》二首“泛此忘忧物，远我达世情”下李善注引)

3.董无心曰:“离娄之目，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可谓明矣。”(《文选》卷四五班孟坚《答宾戏》“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毫分”下李善注引)

4.缠子修墨氏之业，以教于世。儒有董无心者，其言修而谬，其行笃而庸。言谬则难通，行庸则无主。欲事缠子。缠子曰:“文言华世，不中利民，倾危缴绕之辞者，并不为墨子所修;劝善、兼爱，则墨子重之。”(《意林》卷一)^[54]

5.董子曰:“子信鬼神，何异以踵解结?终无益也。”缠子不能应。(《意林》卷一)^[55]

6.桀王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厨人。(《太平御览》卷九百八)^[56]

以上所录，第一、二则很可能实为一则，即原文应为: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识世情。”这在内容、逻辑上都比较合理。从内容、语气来看，这似乎是董无心在论辩中以退为进的一个开场白。

第三则，董无心曰:“离娄之目，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可谓明矣。”显然，这句话语意未完。但由于上下文的缺失，我们很难判断董无心到底想要阐发什么道理。不过，类似的表述在战国乃至秦汉诸子的著述中很容易找到。如同为墨学著作之《胡非子》曰:“目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见其眦。”^[57]其后，《韩非子·喻老》庄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58]《淮南子·说林训》:“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59]如果董无心此语之后也是不能(自)见其眦(睫)之类的表述，那么他讨论的是自我认知的缺失与不足问题。又《淮南子·原道训》云:“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60]如果董无心此语之后是“不能见渊中之鱼”一类的表述，那么他讨论的则是认知的局限性问题。对客观世界以及人自身的认知是先秦诸子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第四则内容颇有意味。首先，此则内容明确交代了缠子与董无心的身份，缠子“修墨氏之业以教于世”，董无心为儒者，与《论衡·福虚篇》所载一致。第二，此则内容丑化、矮化了董无心的形象。在《论衡·福虚篇》与下面第五则中，董无心都处于与缠子辩难的平等地位，而此则文字先说他“其言修而谬，其行笃而庸。言谬则难通，行庸则无主”，又说他竟“欲事缠子”。这还不算，董无心还遭到缠子的批评，认为他所修的是墨子所反对的“文言华世不中利民，倾危缴绕之辞”。第三，此则内容中，缠子正面宣传了墨子劝善、兼爱的主张。这个故事显然是出于儒墨竞争目的的一种“杜撰”，为的是宣扬自己，贬抑对手，就像后世佛道之争中佛教徒与道教徒为自神其教而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一样。

第五则，董无心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攻击了缠子——实际也是墨家——的右鬼思想，说他信鬼神就像以踵解结一样，终究无益。右鬼是墨家的重要思想，《汉书·艺文志》小序云墨家“宗祀严父，是以右鬼”^[61]，《墨子》有《明鬼》三篇，予以系统阐发。此则内容亦可证明缠子是墨家后学。而董无心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墨家这一思想的价值。在现有文献中，汉应劭《风俗通义》有这样的记载:“董无心云:‘杜伯死，亲射宣王于镐京，予以为桀、纣所杀，足以成军，可不须汤、武之众。’”^[62]杜伯射周宣王事，见于《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63]董无心对其事之陈述本此。但记载杜伯射周宣王事最详的，是《墨子》，董无心所针对的，也正是《墨子》右鬼之思想。《墨子·明鬼下》子墨子言曰:“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憯遫也!’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64]显然，《风俗通义》所载董无心语正是对《墨子》鬼神实有以及报应之速说法的反击与揶揄，与第五则的内容一致。

第五则内容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还有最后一句，即“缠子不能应”。在儒墨竞争的背景下，墨家著作中出现儒者在辩难中战胜墨家人物的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在诸子的著述中，都是通过自己或代表自己一派思想的人取得论辩的胜利，以支持和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如庄子之于惠子。如果自曝其短，无异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与所在学派的立身基础。因此，我们认为第五则不是《缠子》的内容，应是《董子》的佚文，马总《意林》所录有误。另外，前四则于董无心皆称其名，惟本则尊称之为“董子”，亦可为旁证。同样道理，前文所引《论衡·福虚篇》与《风俗通义》之内容，皆应为《董子》之佚文。

第六则内容是对桀纣滥杀的谴责，因为没有上下文的背景，无法判断其具体论述内容。然《墨子·法仪》有语云:“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并举正反两例以证: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65]。似与此则内容相关。

这样，经过合并与考辨后，《缠子》佚文实际上只有4则。

另外，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墨家类有《缠子》辑本一卷，辑录佚文6则。孙诒让《墨子后语》卷下《墨家诸子钩沈》第六亦收《缠子》佚文，全同于马国翰辑本，惟排列顺序略有差异，各自案语有所不同，应是承马氏辑本而来。其中一则为前引《论衡·福虚篇》所引述缠子之语^[66]，马国翰案语云:“案《意林》引《缠子》下节‘董子曰子信鬼神’云，则此节确为《缠子》佚文，董难别辑入《董子》书内。”^[67]上文已经分析其应为《董子》之内容，马国翰割取之，以为《缠子》，应误。其中一则为上文所录之第一、二则之合并，上文已有分析，是。其余四则，同于上文所录之后四则内容，惟《太平御览》所引“桀王天下”条，前“王”字，马氏辑本作“为”，后“厨人”，马氏辑本作“庖人”^[68]。本文所据《太平御览》版本为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本，马氏未标明所据版本。又孙诒让于以“董无心曰”、“董子曰”开头的三则(上文所录一、二则合并为一则，加上第三、第五则)后加案语云:“以上三条并董子难语，今附于后。”^[69]似有所疑。其中第五则上文已分析，应是《董子》之语，而另外两则当是《缠子》之内容无疑。

(三)

《缠子》一书，仅存寥寥数则，不足以窥知全书之大要，但对我们今天认识墨子之后墨家学派的发展及儒墨之争的情况仍有一定的意义。首先，缠子继承了墨子的学说并努力宣扬之，如右鬼、反对妄杀等，而其所涉之自我认知的缺失与不足或认知的局限性问题，则与同为墨家的胡非子相呼应。这在右鬼的思想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我们能够看出，缠子是墨子的忠实信徒。前引《论衡·福虚篇》所载内容，即缠子称墨家佑鬼，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事，实出于《墨子·明鬼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70]由此可见缠子对于《墨子》一书的熟悉与信奉程度。但问题也出现了，就是缠子似乎并没有在接受中创新，即他并没有发展墨子的理论，因此面对董子的辩难，有些措手不及，甚至如前录第五则，“不能应”。当然，不能忽略的是，这都仅是《董子》所记的“一面之词”。

其次，我们能够通过《缠子》，并结合《董子》的佚文，略窥战国时期儒墨之争的情况。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因此两派学者在大力宣扬自己学说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打击对方，如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71]而《墨子》专设《非儒》上下二篇，驳斥儒家诸说。就《缠子》而言，其佚文多称引董无心语，虽均无上下文，但我们能够推测其内容很可能是缠子与董无心辩难，正如《庄子》之称引惠子。而如前录第四则，则更是在自我宣传的基础上对董无心大加贬斥。另外，前引《论衡·福虚篇》《风俗通义》以及前录第五则等《董子》中的内容，也都反映了战国时儒墨之争的情况。

《缠子》称引董子，《董子》又称引缠子，二家相互辩难，又相互依存。清姚振宗云:“寻其(《董子》)佚文，盖董子、缠子相诘难，儒墨二家各著为书，各尊其学。”^[72]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学者将二书混淆。《广韵》以《缠子》即《董子》，故云《汉书·艺文志》有缠子，著书。前述何焯、陈景云亦皆误以李善《文选注》所引《缠子》为《董子》。而马国翰辑本《缠子序》据《意林》《汉书·艺文志》《论衡》《文选注》对《缠子》的著录、记载或征引推论云:“盖本《董子》之书，墨家取为《缠子》，如孔穿与公孙龙论臧三耳，《孔丛子》《公孙龙》两书并载之类。”^[73]孔穿与公孙龙论臧三耳，《孔丛子》《公孙龙》两书并载，则缠子与董子论辩，《缠子》《董子》并载之，是可能的。读《缠子》，可参考《董子》之文;读《董子》，亦可参《缠子》。但显然不能得出“本《董子》之书，墨家取为《缠子》”的结论。孙诒让受到马国翰的影响，其《墨家诸子钩沈·序》云:“(马总《意林》)而别增《缠子》一家，则即《汉志》儒家董无心之书也。”序之自注又云:“惟《缠子》为《董子》。”^[74]其《缠子》佚文后之案语先述汉、隋、唐、宋诸志及《中兴馆阁书目》对《董子》的著录与记载，然后推论云:“是《缠子》与《董子》确为一帙，主墨言之则题《缠子》，主儒言之则题《董子》，无二书也。《馆阁书目》谓缠子屈于董子，与《意林》缠子不能应之言合，则是书自是先秦儒家遗籍，入墨家为非其实。”^[75]《董子》与《缠子》皆记董子、缠子二人之论难，但显然不能由此断定二书为一书，孙氏之判断过于主观了。《董子》自为儒家、《缠子》自为墨家之典籍，本为二书，故孙氏下文因以之为一书而作其为何家之著作的判断，就没有意义了。

附带说一下，与缠子唱反调的董无心，其《董子》一书，除前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对其之著录外，《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卷五)、《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后志》(卷二)、《宋史·艺文志》等均有著录，《崇文总目》将其著录于墨家类，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承之，并云董无心“其说本墨氏”，二者皆误，其余皆在儒家。除《旧唐书·经籍志》误作二卷外，其余均作一卷。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五)、《玉海·艺文》皆载《董子》有宋朝吴秘注。又据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五)、《玉海·艺文》，《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董子》一卷，并云:“与学墨者缠子辨上同、兼爱、上贤、明鬼之非，缠子屈焉。”^[76]可见其内容果以驳斥墨家为主，且远较今存佚文丰富。此书明时尚存，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董子》一卷”，注云:“周董无心作，以难墨子者。”^[77]然而同为明人，小陈第七十岁的方以智则已云“今其书不传”^[78]，其后亦未见著录，已佚。今所存者，惟上文所确定之3则佚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有《董子》辑本一卷，辑录佚文4则，颇可商榷，所涉条目前文多已辨析，不再赘述。

秦汉之后，墨学衰落。自汉世起，儒家独尊。《缠子》亡佚已久，只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留下一鳞半爪。但这一鳞半爪仍些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时代思想、学术的发展情况，并可折射出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价值自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