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学出于儒家，但墨子不满儒家学说，起而“非儒”。墨子认为，天下混乱纷争，每个人的想法不同，难免互相争斗攻伐，如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墨子高举“尚同”旗帜，旨在通过自上而下的“尚同”体制，实现政令统一、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尚同”即“下与上同”，下级服从上级，与上级保持思想与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墨子希望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尚同中》)^[11]，但从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尚同体制的终极发号施令者，不是天子，而是“天”。“‘尚同’是天之志，人的行为必须法天决定了‘尚同’是为政必须遵循的原则。”^[12]“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尚同上》)“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志上》)为了使政治层级的最高者——天，享有不可动摇的威信，墨子努力使人们相信天的伟大力量无以伦比，天是人世间最高的赏罚裁判，至善的，完美的。但是，春秋霸政以来，人道之路渐成，墨子重建神道设教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

墨子的“尚同”主张作为统一思想与行动的朴素政治纲领，试图解决社会失序问题，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但由于处在尚同体制最顶端的“天”无法保证天子的贤德，天子亦无法保证选择的臣都是贤德之人。这样看，“尚同”体制的出发点就有问题。既然从理论根源上尚同学说就有问题，那么，在现实实践中，“尚同”体制又怎能保证公平与正义呢?《淮南子·泰族训》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家全然不顾个人利益的牺牲精神诚然可贵，但无原则的盲从丧失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危害更大。在“尚同”体制中，不需要政治势力的协调，不需要独立的思考，只要下服从于上就可以实现尚同的政治体制。

“尚同”体制虽然没有机会、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治体制，但是在墨家内部，却实现了短暂的推行。墨家的“钜子”制度是服从型政治体制的雏形。墨家子弟尊其首领为“钜子”，“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天下》)^[13]。在钜子领导下，墨家子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各自发挥所长，投入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他们令行禁止、扶危救困，在战国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剧。《墨子》书中的《备城门》《迎敌祠》等篇的军事学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墨家的尚同体制。军事上是最讲“同”，否则军令无法贯彻。“尚同”思想直接推动墨家发展成为一支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准军事集团组织。

“尚同”精神渗透于兼爱、非攻、尚贤、节葬、节用、非乐等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墨家以无差别的兼爱反对儒家的仁爱，以节葬、节用、非乐等主张反对儒家的礼乐制度。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上》)这种在等级社会发出的异端之音，无疑表达了普通百姓要求官民平等的诉求。墨子并不满足于在墨家集团内部推行这种平等制度，还希望墨家大义能在全社会得到实现。但后期墨家的分裂，宣告钜子尚同体制在墨家内部已经行不通了。口口声声要求尚同的墨家子弟尚且如此，要使整个天下尚同又如何可能?

荀子对墨子的“尚同”主张提出了尖锐批评:“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僈差等，即无差等。”^[14]就是“使君臣上下同劳苦”，但这样做就“不足以容辨异”。墨子消除君臣与等级差别，不仅打破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物质界限，而是也弥合了社会分工与矛盾双方差异性。在墨家内部，老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讨论的空间。墨家虽有较为发达的辩学，但其辩学只是行天下大义的手段，而非学派内部自由的辩论，其服从体制与严明的纪律注定墨家弟子不可能有独立的个性与意志。